补维波

 

提要：明代是海南古代文化昌盛、名人辈出的时代，前有大儒丘浚、后有清官海瑞，为海南这个南荒之地赢得南溟奇甸的美誉。明中期正德、嘉靖朝开始褪去开国初的清明逐渐走下坡路，皇帝荒淫、宦官专权，唐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明代海南名人很多，但只有丘浚、海瑞、唐胄入选明史，其对唐胄评价非常高，称之为岭南人士之冠。

由于各种原因，现存唐胄相关文献资料不多，学术研究很少。本文首先简要介绍明代中期时代背景，再根据王弘诲所撰墓志铭并结合其他资料，梳理其生平事迹，以求对唐胄有全面的了解；其次根据其生平事迹分析性格精神风貌，即孝敬、耿介、执着、清廉；再次搜集整理唐胄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并对其在云南、广西、海南三地的地方教育贡献做简要论述；最后对唐胄的部分思想和诗文进行研究，对今天海南岛有关唐胄的历史文物进行介绍，末尾做全文总结性评价。

关键词：明代；唐胄；研究

引 言

一、选题意义

首先，对海南历史人物研究起到一定补充作用。海南历史人物研究，多集中在丘浚、海瑞和白玉蟾身上，另外以近现代琼崖革命者为主的历史人物也受到较多关注。除此之外，研究不多，明代是海南名人辈出的时代，唐胄、丘浚、海瑞是入选明史的三位海南历史名人。我们从事海南历史文化学习的后辈，应该在这方面做一点点自己的工作。

其次，对唐胄生平事迹、性格、诗文、思想主张等做一次较全面的研究，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带来许多借鉴意义。众所周知，唐胄是今天海南保存下来最早的地方志正德《琼台志》的作者，可谓海南历史文化建设的第一人，该书历来受到学术界的赞誉，但与唐胄有关的研究也集中在该书上，而研究唐胄其他方面的学术成果不多。《明史》评价唐胄“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为岭南人士之冠。”[1] 其为官清正廉洁，平生以范文正为榜样，在云南、广西、江西、山东地方任上，爱民如子，颇有政绩，特别是对地方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发展。专注于地方文化建设，现今流传其编著的文献有十多部，其中《武溪集》、《崔清献公全录》、《“二曹”集》、正德《琼台志》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唐胄有着鲜明的性格特点，其放弃官职侍奉老母，据理力争不畏权贵，坚持礼法触怒皇权，潜心学问闲居二十载，热爱家乡执着地方志编写，唐胄身上的这些精神品质对我们后人有着极强的学习意义。尤其是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当下，唐胄对家乡的热爱、对地方的治理，对教育的重视等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借鉴。

第三，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提供学术贡献。唐胄家族世居琼山攀丹（今海口琼山区攀丹村），该村是海南著名的四大历史文化名村之一，具有重要的旅游开发前景。省委、省府多次指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文化建设是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基础和核心。”[2]本论文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攀丹村等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提供学术上的支持。

二、学术界对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没有与本课题相同的研究成果问世。至于与本课题研究内容有关的研究成果，只是一些短篇论文或作品，主要有：王桂云的《唐胄与<正德琼台志>》[3]、王君伟的《<正德琼台志>内容交叉的详略记述二例评析》[4]、杨德春的《<正德琼台志>及其作者简介》[5]、周济夫的《唐胄与<正德琼台志>》[6]、司徒尚纪和李燕的《正德<琼台志>一部杰出的方舆之作》[7]。这些论文研究都针对正德《琼台志》，且多为作者生平介绍或正德《琼台志》的方志特点研究。

此外有：陈自榆的《唐胄政绩考略》[8]、韩林元的《唐胄诗文集注》[9]。陈先生的研究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随着一些新资料的出现已显不足。韩元林先生研究对象是唐胄的诗文，并不涉及其他。

至于一些报刊、网络涉及唐胄的文章，多是常识性知识的介绍，甚至以讹传讹，没有太多学术价值。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没有对唐胄进行较全面的学术研究成果面世。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创新点

论文的研究内容共分七章。第一章介绍唐胄生活的明中期的中央王朝政治背景和海南社会发展情况；第二章对唐胄的生平做较全面的梳理，尤其是政治生涯；第三章对唐胄的性格和精神品质做归纳评价；第四章搜集整理唐胄对地方文化教育的贡献，特别是编著的文献；第五章对唐胄有代表性的“礼法”思想、治黎思想等做分析评价；第六章对唐胄的正德《琼台志》、《传芳集》进行研究。最后在结语部分对唐胄的研究进行总结性评价。

论文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法，通过有关文献的搜集、整理、分析得出相关结论。比如第一章通过相关明代中期的文献内容，概括其时代背景；第二章，对唐胄的生平事迹梳理，主要通过王弘诲为唐胄所写的墓志铭《神道碑》同时结合海南、云南、广西等地方文献资料以及《明世宗实录》《国榷》等综合比较得出相关结果。第六章，对唐胄诗文的研究，同样依靠对正德《琼台志》、《传芳集》的研究同时结合其他相关文献、研究成果综合分析得出相关结论。另有部分地方采取比较研究法。比如对唐胄治黎思想研究，主要结合海瑞的治黎思想进行比较；对唐胄的诗歌艺术特色研究，结合丘浚、邢宥的作品进行比较；唐胄对古“礼”的坚持和反对嘉靖皇帝其父配享明堂的态度和同时代的桂萼、张璁进行对比。

创新之处，首先体现在论文选题上，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没有类似的研究成果。其次，论文搜集整理的新资料，如对唐胄生平的全面梳理、唐胄诗文的补遗可以为将来研究提供资料参考。第三，论文研究结合海南国际旅游岛文化资源开发，如海南文化古村攀丹村的开发应用。

第一章  唐胄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明代中期的政治背景

唐胄所处的时代，属于明代中期，即弘治、正德、嘉靖三朝。随着洪武开国、永乐盛世、仁宣之治的结束，此时的明王朝已开始走下坡路。弘治、正德、嘉靖三朝，除弘治朝，政治比较清明，朝中多贤臣外，其余两朝朝政腐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宦官专权。正德皇帝信用宦官，造成以刘瑾为首的宦官专权乱政。刘瑾“先后专政五年，完全侵夺了内阁权力，将奏章携归私第……又矫召吏、兵二部，凡进退文武官员，必先于刘瑾出详议，操纵用人之权……凡地方官赴京朝觐，刘瑾令每省送银两万两…… 政治黑暗，贿赂公行。”[10]

其二，皇帝荒淫。正德皇帝是中国古代出名的荒淫皇帝，“生活淫乱，建豹房乐共寻欢作乐……不时微服夜行，或经宿不归，或数日不归……嬉游无度，频频云游远方……亲近群小，在位16年间，无道之行不可胜计。”[11]嘉靖皇帝即位之初，颇有锐意进取之心，实施了许多积极措施。但随后的“大礼议”事件，引发了朝臣分裂，党派之争。嘉靖皇帝多次廷杖、打击反对大臣，执意为生父兴献王加皇帝号。后来信奉道教，求长生不老，朝政长期荒废。

二、明代中期的海南社会

明代，是海南古代社会最昌盛的时期，“明代之海南人口、农业、贸易与教育文化，都是历代的高峰。”[12]以明太祖为首的封建统治者改变以往对海南岛南荒蛮夷化外之地的看法，实施一些积极措施，促进了海南岛经济、文教等整体进步。

政治上，明太祖不仅反对将“罪人”驱逐到海南岛，其给吏部的谕旨说道：“前代谓儋、崖为化外，以处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用如此。若其风俗未淳，更宜择吏以化导之，岂宜以有罪人居耶？”[13]明太祖还在《劳海南卫指挥》中将以往的化外之地称作“南溟奇甸”，大大提高了海南岛的形象。此外，明政府将琼州从广西划归广东管辖，由此改变了过去的遥领式政治管理，加强了海南岛和大陆的联系。另外明朝提升了海南岛的行政地位，将海南由州升格为府，下辖3州13县，并将南海诸岛改归崖州管辖。[14]

经济上，随着明初社会的稳定、政治相对清明，大量外来移民涌入海南岛，“全岛人口数由元代约17万人，增至47万人。对内对外商贸活动蓬勃兴起，城镇与交通要道的墟市增加，汉黎人民之间贸易更加便利……引进高产作物番薯，粮食产量增加，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15]

文教方面，明朝政府非常重视文教事业，在全国建立起了以府、州、县学为主干的学校系统，并大力提倡人们发展文教事业。此时琼山有府学1所，县学1所，统一编制，经费充足，洪武以来不断增修。“庚辰，知府王伯贞修造讲堂、宣德初，通判吴祯等又时修之、正统丙寅，同知杨启增置号房、成化五年知府蔡浩建书楼……”[16]如“琼州府学，有学田64处，租米岁入498石，租钱若干。洪武初年，政府每年拨米1000石。”[17]明前中期，一批优秀的贤官良师来到海南任职任教，比如“曾在最高学府国子监任职的琼山县儒学教谕赵谦、琼州知府宋希颜、琼州知府王伯贞、下令海南各州县建立社学的广东按察副使涂棐等等，这些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的带来，通过自己的学识和影响力，兴办学校、热心后学，促进了全岛文化知识的传播和提高。此外，明政府还建立了军队子弟学校“卫所学”、初等教育的“社学”、科考补习性质的“义学”，以及“医学”、“阴阳学”等，拓展了学校体系，扩大了教化范围。”[18]另外，明代海南私学也比较兴盛，许多学者名流兴办学院，“贡士陈文徽建桐墩书院、副使涂棐建同文书院、丘浚建奇甸书院等。”[19]

以上两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唐胄能在海南这个曾经的荒远之地受到良好的教育并考取功名，但朝政的腐败也决定着唐胄在仕途道路上的波折和坚持信仰真理的艰难，而这一切构成了他的一生。

第二章  唐胄生平事迹述要

一、书香世家

按王弘诲所撰《通议大夫户部左侍郎赠都察院右都御使西洲唐公神道碑》（全文同，以下简称《神道碑》）[20]载：“公讳胄，字平侯，姓唐氏，西洲其号也。先世桂林兴安人。宋淳佑间，始祖震刺琼州，子叔建荫琼山县尉，遂卜城东番蛋里，家焉，叔建生次道迪功郎，琼州户录；次道生阊，琼州学教授；阊生祖寿，祖寿生逊，本州学训；逊生乾畀太学生；乾畀生正处士，太学生；处士则公王父父也”。可知，唐胄祖籍广西桂林，宋淳佑年间始迁海南。

唐家世居琼山攀丹是海南著名的科甲望族。其家族“唐舟，河南道监察御史，进士；唐亮，宁国府同知，进士；唐绢，江阴知县，进士；唐鼐，山东副使……”[21]所以后人赞誉唐家天下无双唐氏，琼州第一攀丹。且此时唐氏族人多聚居于琼山攀丹、南桥，家族凝聚力强，灿若星河的前辈不仅为后世子孙创造了良好的书香氛围，也用家族荣誉激励着唐胄这样的唐氏子弟潜心学问不断向前。

另外唐家还与海南本地官宦、士绅家族联姻。如丘浚的夫人，丘唐氏；王佐的母亲，王唐氏；丘浚曾孙丘郊的夫人，丘唐氏；嫁入唐家的海南著名女诗人冯银；唐胄的夫人，出自文昌甲族的唐钟氏。在婚配讲究门第观念的古代这样的联姻在唐家定还有很多，唐胄描述当时海南各名门家族间“世婚世姻，联瓜联葛。”[22]这些联姻加强了唐家与本地士绅阶层的关系，进一步促进了唐氏家族的发展。

二、出生年代

1471年（成化七年）旧历10月22日，唐胄生出。按：“唐胄，生于成化辛卯七年十月二十二日”。[23]关于唐胄的生年，现存文献主要有两种说法。现存较早关于唐胄生年的文献是王弘诲所撰《神道碑》，“公卒为嘉靖己亥四月十三日，距其生天顺辛卯十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九。”另说“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年）生，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年）卒。”[24]考察明代皇帝年表和干支纪年，王弘诲记载明显有误。首先，“天顺”是明英宗第二次即位的年号，其时间为1457—1464年，按此计算距嘉靖己亥年（1539年）唐胄去世，享年至少七十五，与王所说“享年六十有九”自相矛盾。其次，核对明天顺年间干支纪年，分别为天顺丁丑年、戊寅年、己卯年、庚辰年、辛巳年、壬午年、癸未年、甲申年，没有“天顺辛卯年”，而紧接着即位的明宪宗成化七年，干支纪年为“成化辛卯年”，即1471年。成化辛卯年距嘉靖己亥年刚好六十八年，虚岁即六十九，完全符合王弘诲的记载。综上所述王弘诲将“成化辛卯年”误作为“天顺辛卯年”，唐胄生年应为1471年。

三、教育环境

唐胄单名一个胄字，字平侯。“胄”、“侯”，一帝王贵族子孙，一贵族爵名，皆意封侯拜相光宗耀祖有所大寄托也，可见唐胄的长辈们对其期望很高，那么他们必然会给唐胄良好的家庭教育，而科甲望族的唐家是具备这样的条件的。此外，唐胄的父亲是一位精通诗词刚正不阿的文人带给其许多直接的影响。其父唐正，姑苏都穆描述：“处士蓄德器，涉猎书传，善为诗词。”[25]琼山庄文玄言：“《榕冈集》者，琼山唐处士所自为诗也……其言平正通达，读之使人好善恶恶之心……公少孤，读书不为举子业，承累世家庭之余，负刚正不阿之气……孰谓西洲之贤，非公之启哉？”[26]

除了家庭教育，当时琼山文教昌盛，学风巍然，不仅有师资优良经费充足的琼州府学、琼山县学[27]，还有一些学者和社会贤达创办的知名书院，如丘浚创办的奇甸书院,贡士陈文徽的桐墩书院，副使涂棐的同文书院以及东坡书院。[28]一时间，琼山人文荟萃，成为全岛的文教中心。涌现出大学士赠太傅丘浚、浙江副使林杰、南京太常卿夏升、户部侍郎薛远等通过科举考试成功走向仕途的乡贤。

在如此优秀的教育环境里成长的唐胄，自然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据王弘诲《神道碑》载：“公生而敏颖，于书无所不读。”又“幼聪颖好学，师从王桐乡，博通经史百家”。[29]王桐乡即王佐，海南历史上出名的才子，19岁即考上举人，著有《鸡肋集》、《原教篇》、《庚申录》、《朱崖录》、《琼台外纪》等，且王佐“师从唐舟、丘浚。”[30]优秀的师承使唐胄的求学之路如虎添翼，丘浚对家乡郡碟不修的遗憾，王佐编著《琼台外纪》，也直接影响了唐胄后来编著正德《琼台志》。

四、科举入仕

1498年（弘治十一年），唐胄以亚元优异成绩中举，且以礼魁名扬科场。按《神道碑》“弘治戊午举于乡”；“唐胄，弘治戊午经魁……戊午科：唐胄，琼山人，亚元。”[31]

1502年（弘治十五年），唐胄考取进士。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唐胄为二甲四十一名[32]，且再次考取礼魁，按“唐胄，壬戌会魁康海榜。”[33]《礼》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经典著作，唐胄在该科的两试都取得第一，可见唐胄对儒家礼教知识的熟稔，这也为后来唐胄冒死维护礼法而引发悲剧人生结局埋下伏笔。

根据明代科举制度，唐胄因二甲进士的成绩被授予户部广西司主事。关于唐胄初仕官职，现有文献多作山西司主事，如《神道碑》:“壬戌成进士……授户部山西司主事。”又“授官户部山西司主事。”[34]但据唐胄正德《琼台志》：“唐胄，壬戌会魁康海榜，授户部广西司主事，今改山西司。”[35]可见，唐胄最初职位是户部广西司主事。

1502年（弘治十五年）唐胄父亲去世，回乡服阙。关于唐胄父亲去世年代存在不同说法，其一，《神道碑》载：“弘治壬戌成进士……丁外艰服阙”；又“弘治十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以忧归。”[36]其二，明正德七年姑苏都穆所写《榕冈记》：“处士既没之六年，其子户部主事胄乞予记。”[37]其落款时间是“正德壬申二月庚子”。“正德壬申”即正德七年（1512年）。按此所载，则“处士”（即唐胄之父）当卒于正德元年（1506年）。按理说都穆所记是应唐胄所请，文中资料当为唐胄提供，但此说得不到其他文献印证，一说万历以来明清府志均有记载，且海南师范大学地方文献馆藏《唐氏族谱》记载：“唐正（即唐胄父），卒于弘治十五年壬戌九月二十九日，寿七十五。”综上，都穆所记多半有误，今依一说，即弘治十五年（1502年）。

约1505—1511年（弘治十八年至正德六年）唐胄被刘瑾罢黜官职，闲居家乡。据《明史》载：“刘瑾斥诸服久不赴官者坐夺职。”[38]又按明代前七子之一信阳何景明所作《像池记》：“逆瑾时废官家居”。[39]

1512年（正德七年）唐胄被授予户部山西司主事。按何景明《像池记》载：“今年召起，予亦同召，凡八年而复见于京师。”[40]其文落款为正德七年春。由此推断，唐胄于正德七年春被朝廷征召授予户部山西司主事。但其以母老为由，辞职回乡，据《神道碑》：“瑾诛起，公复以母老乞终养，盖家食者几廿年。”又据《明史》：“瑾诛，召用，以母老不出。”[41]

五、归家闲居

1502—1522年，唐胄闲居家乡长达二十年。这期间，有关唐胄的文献记载很少，我们只能从流传下来的该时期的部分文章，如《重修儋州儒学记》《重修赵考古先生墓碑》略探其活动。根据上述文章得知，唐胄撰文记载了儋州儒学重建、著名琼山教谕赵谦墓碑重建。另外唐胄还创建了著名的“养优书院”，后地方官敬重唐胄的才华为人改名为“西洲书院”。另一重要历史活动，当是编著正德《琼台志》并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完稿刊行。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更多该时期关于唐胄的活动资料。但可以推断，像唐胄这样的闲居学者，必定会参与地方官、文人乡绅之间的活动、地方的文教事业建设，推动家乡的发展。

六、政治生涯

1522年（嘉靖元年），唐胄任户部河南司主事。《神道碑》载：“肃皇帝入嗣大统，始赴诏为户部河南司主事。”《明史》载：“嘉靖初，起故官。”[42]

此时嘉靖即位颇有改革更新之勇，罢黜奸小，起用贤臣。“五月乙卯，罢大理银矿。丙辰，梁储致仕。壬戌，吏部侍郎袁宗皋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壬申，钱宁伏诛。六月戊子，江彬伏诛。乙未，纵内苑禽兽，令天下毋得进献。丁酉，革锦衣卫冒滥军校三万余人。戊戌，振江西灾。壬寅，革传升官。癸卯，振辽东饥。”[43]唐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出书斋，回到政坛。一个在家闲居达二十年之久的人，决定重返仕途，有其深刻的原因。首先此时嘉靖皇帝初登大位，朝政清明，是唐胄实现报国救民的大好时机。其次，当时唐胄恰好完成正德《琼台志》编著，实现了先师祖丘浚、先师王佐的夙愿，也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一大追求。且双亲离世（按海南师大地方文献馆藏《唐氏族谱》：“妻陈氏（即唐胄之母）寿八十，卒正德十二年丁丑闰十二月，葬陶公山潭缉之原”），无牵无挂。

刚回归政坛不久的唐胄就针对朝廷派宦官作提督去苏杭织造的事上疏。“织造之害，莫大于遣中官之提督。此辈缘干请，欲与自便其私，故成汤自责，必以女竭，馋夫为言。自古人君养德，左右仆从，罔非正人，宜亟去之以彰宪典。况已奉明诏裁革，此端一开，则凡条内所称如监督烧造及镇守守备之等，保其不再干乎？臣恐正德诸弊政种种相因，遂复不可救药矣。”[44]皇帝接受了唐胄的建议，将奏章交给有司论处。唐胄还请求为南宋的赵与珞追祀立祠。赵与珞是南宋末年在海南抵抗元军的官员，唐胄请求为他立祠，也彰显出唐胄对节气的看重与追求。

1523年（嘉靖二年），唐胄作会试官员，升户部员外郎。按《神道碑》载：“癸未春，校会试，所得皆名士，升本司员外郎。”

1524年（嘉靖三年），唐胄升广西按察司佥事。按《神道碑》：“升本司员外郎，寻擢广西提学佥事。”又按：“嘉靖三年二月壬子，升户部河南司署员外郎事唐胄为广西按察司佥事，《明世宗实录》卷三六，0904页。”[45]

1526年（嘉靖五年），唐胄调任云南按察司金腾兵备副使。按《神道碑》“丙戌，升云南按察司副使。”据韩元林著1996年琼山市政协出版《唐胄诗文集注》收录《神道碑》记载“升云南按察司副使，备兵金胜”。另据洪寿祥主编、彭静中点校的海南出版社2006年出版《传芳集》收录《神道碑》也作“备兵金胜”。但察《明史•地理志》云南全境没有“金胜”地区，关联者有“金甸司、腾越州”，“金甸司”条目下辖“保山县”此与《神道碑》等文献记载唐胄计斩保山县令切合，由此推论当是后人将“金腾”误作“金胜”。据《云南通志》卷十八上记载“成化十二年，置临元、澜沧、金腾、曲靖四兵备道，以按察司副使为之。十六年后置云南巡抚都御史，嗣后始常置。”可见，唐胄应是负责云南金腾地区军事巡查的官员,即兵备副使。其辖地大体相当于今天云南省西部保山市及附近地区。

此间，唐胄一展其军事才华。《神道碑》载：“饬号令，治军旅，境内肃然。土酋莽信横虐，莫敢谁何，公遣壮士计禽之，逮其党八人，俱论死。保山令赵九皋与其子明，引逆贼刘七余孽承檄渔民，民苦，郡吏弗能制。公械击之，九皋坐盗边钱粮，例斩其首以殉，明坐抵命。宣慰木邦、孟养争地，搆兵连岁，镇巡议兴四省师往讨之，公曰:‘毋烦师，是可不战而下’，乃核木邦先世与地所由，谕以国恩，木邦感激献地，兵遂寝。”

1527年（嘉靖六年），唐胄改任云南提学副使。按《神道碑》：“丁亥，改本省提学副使。”另据《世宗实录》载：“嘉靖六年十月壬戌，初，礼部尚书桂萼等言：‘天下提学官多不得人，无以风励人才，请加考核’，上从之。至是萼等疏其名以上，言四川副使韩邦奇、广西副使李中、云南副使唐胄，宜皆任职如故。”[46]当时礼部尚书桂萼认为天下提学官多不称职，请求皇帝对其加以考核时，唐胄是少数通过考核的提学官，可见唐胄的学识和在教育方面的才能是很有影响力的。

1528年（嘉靖七年），唐胄升任云南右参政。《神道碑》载：“升云南右参政”。但《神道碑》及《云南通志》均没确切记载任职时间，据《楚雄府新迁儒学记》落款“云南等处提刑按察同提督学校副使……该碑记述楚雄府儒学于明嘉靖丁亥(1527年)动工，次年竣工的倡建及建设过程……为中宪大夫云南等处提刑按察同提督学校副使、进士唐胄撰文，进士黄棋书丹。嘉靖七年(1528年)立石。”[47]既然文中明确记载1528年唐胄还是提学官身份，那么右参政职断不会早于此时间，结合下文云南右布政使推断右参政升任时间为1528年。按《明史•职官》布政司条目下“参政、参议分守各道，及派管粮储、屯田、清军、驿传、水利、抚民等事”。可见，其职责相当于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地、专区领导人，负责一地区的所有民事。

1529年（嘉靖八年），唐胄升云南右布政使。按《神道碑》：“己丑表贺如京……上疏请崇圣德，上加纳焉，升本司右布政使。”又据《云南通志》载：“右布政使，唐胄，广东琼山人。”[48]至此唐胄七年间数次调任、升迁，从最初级属官正六品户部主事升至掌管一省政务的从二品右布政使，在如此短时间内的多次升迁足见其政绩昭然，深得人心。

1532年（嘉靖十一年），唐胄升广西左布政使。按《神道碑》“壬辰，入觐，升广西左。”查明代制度，据《明史》职官志布政使条“布政使，三年，率其府州县正官，朝觐京师，以听察典。”据此，1532年，唐胄率云南省下属官员到北京朝觐，因政绩升广西左布政使。

在广西左布政使任上，《神道碑》载：“其年至广西时，桂林盗发，喜掘富家冢，王府诸臣巨姓，惴惴旦夕。公计获渠魁七人诛之”，再次展现其保民安境的管理才能，一举擒获盗墓贼的首脑七人，将其诛杀。“而古田凤皇寨韦贼，尤大肆掠，时调土汉兵征之无功。公属其令刘朝辅曰：‘往谕吾意，天兵不可再干，如急来，吾能生之。’朝辅如命往。贼曰：‘是布政果前提学耶？’即解甲于朝辅偕至受质，而还辑其众，境内大安”。十年前，唐胄在广西主管教育时，不辞辛劳，走遍少数民族偏远地区，教之子弟学习儒家文化，今天不战而屈人之兵，真乃因果循环，令人叹服。而唐胄聊聊数语“如急来，吾能生之”，也颇有古代士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风度，再次展现其不凡的军事谋略。唐胄还废除官吏冒领的各镇守将领的“盐鱼银”与军队的“军匠口粮”等，还上疏皇帝废除宗藩不合理的费用，一时间宗室纷纷抨击，而唐胄不为所动，不久皇帝采纳唐胄的建议，诏令天下通行。其他据《神道碑》载：“上疏请不随王府庆贺，不行王府叩头朝礼，人闻之皆吐舌。”一反常例，坚持真理，敢为人先，不得不让人联想起后来的海瑞。

1533年（嘉靖十二年）旧历6月，唐胄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按《神道碑》：“癸巳升右副都御使，提督南赣，汀、漳。”又据：“嘉靖十二年，六月己亥，湖广广西左布政使林大辂、唐胄，并为右副都御史，大辂巡抚湖广，唐胄提督南赣汀漳。”[49]按《明史》职官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其在外加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衔者，有总督兼巡抚，提督兼巡抚，及经略、总理、赞理、巡视、抚治等员……巡抚之名起于懿文太子巡抚陕西。以后不拘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事毕复命，即或停遣。巡抚兼军务者加提督，有总兵地方加赞理或参赞，所辖多、事重者加总督。”由此可知，唐胄所加提督衔，实际上是具有朝廷钦差大臣的临时性事务官职。同据《明史》职官志“巡抚南赣汀邵等处地方提督军务一员。弘治十年，开始设巡抚。正德十一年，改提督军务。嘉靖四十五年，确定巡抚职衔，管辖南安、赣州、南雄、韶州、汀州并郴州地方，驻赣州”。由此可知，此时唐胄没有巡抚职衔，只有提督衔，王弘诲的记载是准确的，根据文中描述，唐胄的主要职责是提督军务，也就是负责整个南赣地区的军事事务。在南赣，唐胄增筑赣州城楼城墙，上疏请增置江西省湖西道。按《神道碑》：“开府四省重镇，而赣城卑小，何以示威？乃增筑楼橹雉堞，拟诸郡都会。按两广军兴条例著赏格，置湖西道，檄守巡分驻临江、吉安，令缓急可依官军，远迩帖然。”

1533年（嘉靖十二年）旧历9月，唐胄任山东巡抚。按《神道碑》：“癸巳升右副都御史……仅半载，改山东巡抚。”应为嘉靖十二年底或者十三年初，即1533年底或1534年初。但据吴廷燮《明督抚年表》：“十二年，唐胄，《国榷》，九月庚申提督南赣唐胄改抚山东。十三年，唐胄，《国榷》，九月己巳巡抚山东唐胄改南户部右侍郎”。[50]另有 《世宗实录》卷154载：“嘉靖十二年九月庚申，改提督南赣、右副都御史唐胄以原官巡抚山东。”后几说中《世宗实录》《国榷》可信度较高，今暂依此说。

1534（嘉靖十三年）年旧历9月，唐胄升任南京户部右侍郎。按《神道碑》：“改山东巡抚……寻黄河故道……未就而升南京户部右侍郎”。又据：“嘉靖十三年，九月己巳巡抚山东右副都御史唐胄为南京户部右侍郎。”[51]在南京户部右侍郎任上唐胄主要事迹有上疏重修皇陵[52]，作《淮安户部分司题名记》[53]。

1536（嘉靖十五年）年春，唐胄任北京户部右侍郎。同年秋，转户部左侍郎。按《神道碑》：“丙申春改户部右侍郎，秋转左。”又据：“十五年，改北部，进左侍郎。”[54]至此唐胄离明代七卿之一的户部尚书，只有一步之遥，而照唐胄复官以来十几年间突出政绩、顺利仕途来看，当上户部尚书只是时间问题，但命运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转折。1536年，唐胄上《谏讨安南疏》反对嘉靖皇帝下令攻打越南。1537年，上《驳郭英配享庙祀疏》反对嘉靖皇帝的宠臣郭勋为其父求得陪祀太庙的荣誉。1538年，上《明堂享礼疏》，反对嘉靖皇帝尊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触怒嘉靖，被廷杖革职，回到家乡。

1538年（嘉靖十七年）冬，唐胄恢复官职。按《神道碑》：“遇赦，复冠带”。又据：“戊戌夏，议明堂享礼，又上疏，忤旨罢归。是冬，诏复冠带。”[55]但此时的唐胄因廷杖之苦，已进入生命的末途，无法为朝廷效力。

1539年（嘉靖十八年）旧历4月13日，病逝于家乡，按《神道碑》：“逾年而卒……公卒于嘉靖己亥四月十三日。”另据海南师大地方文献馆藏《唐氏族谱•卷首二册》：“唐胄，亡于嘉靖己亥四月十三日。”

1540年（嘉靖十九年）安葬于琼山东南陶公山(今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陶公山)。按《神道碑》：“又逾年葬陶山潭缉之原。”又：“唐胄墓，位于海口云龙镇西南六千米的陶公山南侧斜坡上……碑右直书嘉靖十九年岁次庚子。”[56]

第三章  唐胄的性格和精神风貌

一、孝敬

唐胄的性格特点，首先是孝敬父母。《神道碑》载：“公天性至孝，事处士公敬养备至。疏归侍养时，会陈淑人有疾，公手调药，朝夕不解带。舍傍忽产麻菰，取以供母，人以为孝感。”王弘诲的《神道碑》是全面介绍唐胄生平的文献资料，在文章结尾处对唐胄的为人进行总结的时候，第一点谈到的就是唐胄的孝顺，由于王弘诲生活的时期距唐胄去世不远，且在中国古代那样提倡孝道的社会里，作为地方名人的唐胄，他的这些事迹定在乡里受到人们的传诵，因此王弘诲的记载可信度是很强的。《明史》卷二百三唐胄条：“胄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又据：“胄耿介有器识，尤孝于亲。”[57]《粤大记》载：“胄本性耿介，素以器识自负，尤孝于事亲。”[58]

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地方找到佐证，比如正德七年唐胄应召去京师，请友好同僚姑苏都穆、信阳何景明分别作《榕冈记》、《像池记》[59]。又请琼州府学教官庄文玄编辑其父文集为《榕冈集》四卷，并作序[60]。这些显然也是对其父的孝举。特别在何景明的《像池记》有这样的记载：“唐子乃曰，吾母老病而无兄弟……安能久居于此……闻古有养而不以三公换之，今目见之，天下之善岂有先于孝者乎。”另王弘《西洲书院记》：“吾痛吾父，恨不能读父之书，尚余手泽。吾母逾八十，遂弃官归而养。”[61]可以看到正是考虑到母亲年老多病，家中无人照顾而放弃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仕途经济，要知道此时的唐胄已经40多岁了，这样的机遇人的一生能遇上几次呢，可见奉养母亲在唐胄心中的分量之重，虽然是到了京城，但离家不久心中始终牵挂着老母亲，一刻都不想多呆。

二、好学

唐胄能在文化建设上取得重大的成绩与其聪明好学有关，按“幼颖敏，博通经史百家。”[62]“幼聪颖，博通经史百家……胄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63]《神道碑》：“公生而敏颖，于书无所不读……瑾诛起，公复以母老乞终养，盖肆力于学。”光绪年间海南督学徐琪《西洲侍郎像赞》里称：“经史百家，兼综条理”。[64]上述材料均为后人对唐胄的评价，一致认为其好学，兼通经史百家。

纵观唐胄的生平事迹，其好学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其一，潜心学问。上述涉及其生平的历史资料均提到唐胄从小对经史百家无所不学。唐胄在正德年间回到家乡闲居后，潜心研读家族藏书，并在此基础上创建西洲书院（详见下文<唐胄对海南教育的贡献>）。另一个重要的例证是唐胄潜心著述正德《琼台志》，我们知道这部书差不多花费了二十年时间。其次，唐胄的一生编纂或参与编著的文章有十多部（详见下文<唐胄对地方文化建设的贡献>），并且这仅仅是今天我们流传下来的，可以想见当年唐胄在这方面的成就应更加突出。

三、执着

唐胄的执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海南地方志撰写的执着。唐胄一生最大的贡献当属完成正德《琼台志》，大家都知道在唐胄之前海南地方志已经很少，之前政府官修的地方志绝大部分没能流传下来。唐胄在《琼台志序》里对此做了详细的描述：“郡志自国初至是亦编矣……唐人称郡僻无书，至宋《琼莞志》、《万州图经》，元人又不能蓄。”[65]因此所能借用的材料文献少，编写海南地方志的难度很大，但唐胄并没因此放弃，而是花了二十年左右时间在家乡潜心编著。

其二，对文献整理传承的执着。根据前面对唐胄生平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唐胄几乎是一有机会就会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在海南就编写正德《琼台志》，整理其父唐正、其师王佐的文集。后来到广西做官，就参与编纂广西地方志，整理广西历史名人唐代的曹邺、曹唐兄弟的文集。在江西、山东均如此，可以说这个人是走到哪里就将书编到哪里，我们常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这其实就是一种执着，而这种品质在唐胄的身上体现得最充分。

其三，对儒家“礼法”的执着。《明史》唐胄条载：“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治家严而有方。冠婚丧祭，一遵古礼行之。”[66]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唐胄在朝堂上对“礼法”的严格遵守，并且根据王弘诲的言谈，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大概大部分人家冠婚丧祭并没有严格地遵守古礼，而唐胄却坚持这样做。另一个对唐胄坚持“礼法”的佐证即是他一生中著名的《明堂享礼疏》，在该文里唐胄详细地向嘉靖皇帝阐述了自己反对皇帝将其生父配享明堂的理由。其实这件事情是明朝嘉靖时期著名的“大礼议”事件的延续，“大礼议”事件发生时唐胄多任地方官，辗转广西、云南等处，没有机会参与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此时的“大礼议”已基本告一段落，嘉靖皇帝借助桂萼、张璁、席书等人成功地压制了以杨慎为首的反对派，并在嘉靖三年九月尊明孝宗为皇伯考，世宗的生父兴献王朱佑杬为皇考。可以说关于嘉靖皇帝对其父母的“待遇”问题的态度，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凡是坚持反对的如杨慎等朝廷重臣皆被打压，在“左顺门”事件中甚至的有十六人被廷杖至死，一百三十四人被逮捕入狱。而迎合嘉靖心思的人个个平步青云。更重要的是根据《明史》卷48《礼志二•大飨》记载，嘉靖皇帝让礼部讨论其父配享明堂的问题时，礼部尚书严嵩等人模棱两可的答复：“皇考献皇帝功德甚盛，当配天。至于称宗，须天位相承，未敢妄议”,嘉靖比较生气，下令礼部再次讨论。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嘉靖的态度已经很明了，他是一定要坚持这么做的。唐胄当然也是很清楚这点的，但他却不顾得罪皇帝的危险坚持上疏，其强大的精神动力只有一个，对“礼法”的坚持。唐胄在这个问题上的执着，看似有些固执，其实我们细细查看其生平就会看到，他在举人、进士的科举考试中都是“礼魁”，可见其从小在“礼法”方面受到教育熏陶之深，在这个方面的重视也就不奇怪了。

总的来说，唐胄在该事件上对“礼法”的态度有些过于迂执。纵观“大礼议”，杨廷和、杨慎等反对派，坚持按照所谓的儒家正统礼法，让嘉靖皇帝改称其父为叔叔，虽然符合礼法，但却破坏了人世间基本父子人伦亲情。桂萼、张璁等辈，虽有政治投机之鄙，但其言也不无道理。

四、耿介

在有关唐胄的评价文献资料中许多都提到其耿介，如《明史》唐胄条载：“胄耿介孝友，好学多著述，立朝有执持，为岭南人士之冠。”[67]又据：“胄耿介有噐识，立朝执义不挠，海南推为冠冕。”[68]《广东通志》：“胄耿介有器识”[69]。隆庆初南京户科给事中《辨明功罚疏》：“历官四十余年，始終正直不少变易。迭任藩臬巡抚，劳伐最多，在部建议陈言忠谠更切。”[70]可见，耿介是唐胄性格里的最鲜明的特点之一。

唐胄的耿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不畏权贵。《神道碑》：“值逆瑾擅权，公谢病不出……会有寻甸之变，总制提兵来者柄臣私人也，嘱公以故人子，不听。时三司惮其威议，迎参皆跪，公独不从……遂疏其弊于朝，宗室群齮龁之，公屹立不动。”其次，多次上疏，坚持真理。从《神道碑》及《明史》等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唐胄先后上疏罢除派太监督管苏杭织造、废除内象、禁止广西地方军队冒领钱粮、改革藩王支禄弊端、反对征伐越南、反对宠臣郭勋其父配享功臣庙、冒死反对嘉靖皇帝将其父配享明堂。无论其官职大小，上至皇帝、藩王，下到地方官吏，只要关系国家民生的他都坚持真理冒死上疏。

五、清廉

在近二十年的官宦生涯里，唐胄曾主政广西、云南等地，但其不贪钱财，洁身自好，赢得百姓爱戴士人尊敬。《神道碑》：“素性俭，衣履不择弊好。处滇中数年，珍宝之物一无所携。所至解任之日，廨中供帐器皿，悉数籍以俟来者。”《广东通志》：“胄耿介有器识，尤孝于亲，服食澹泊足振靡俗。”[71]

无论古今为官者不主动伸手贪财大多数人还可以做到，但是中国自古是一个人情社会，存在许多潜规则，官场的某些潜规则从国家法律层面上不算犯罪，但这却是许多官员敛财的重要途径，但唐胄连这样的钱财都一概坚持拒绝。比如《神道碑》载：“己丑表贺如京，诸郡邑例馈夫廪，皆却不受。”唐胄此时已是云南右参政，按规定去上京朝贺，下面郡县的官员照惯例送其钱财，但他都没有接受。正是唐胄的清廉爱民其所到之处深受百姓爱戴，《神道碑》：“自提学备兵至开府，东南士民无不遮道攀辕，送出境外，去之久而愈不能忘。”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唐胄后人的境况看到其清廉。据海南师大地方文献馆藏《唐氏族谱》载：“唐胄子唐稼，唐稼子憉迁居文邑铺前；唐胄孙唐恪，唐恪子唐世煜迁居定安龙蛟村；唐胄孙唐惇，唐惇子唐世贤迁居澄迈美岭村、唐惇子唐世选迁居澄迈洋田村”。唐胄后人从其孙子辈开始就逐渐从琼山开始外迁，反映出唐胄生前并没有给后人置办多少田产之物，连世代祖居之所都不得不放弃。

六、有谋略

无论《神道碑》还是明史都忽视了唐胄的谋略，唐胄虽然是书生，却也足智多谋，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计擒土酋和盗贼。在云南、广西任上，唐胄分别用计谋逮捕了云南的土酋莽信和桂林的盗墓贼。按《神道碑》：“土酋莽信横虐，莫敢谁何，公遣壮士计禽之，逮其党八人，俱论死。”可见，莽信是唐胄辖内的少数民族头领，官府没人敢惹，唐胄用计谋逮捕并处死了他。同样据《神道碑》：“其年至广西时，桂林盗发，喜掘富家冢，王府诸臣巨姓，惴惴旦夕。公计获渠魁七人诛之。”两则材料虽寥寥数语提到唐胄用计逮捕他们，没有详细地交代过程，但我们仍可以透过这些故事看出唐胄的足智多谋。

其二，平定云南、广西少数民族叛乱。按《神道碑》：“而古田凤皇寨韦贼，尤大肆掠，时调土汉兵征之无功。公属其令刘朝辅曰‘往谕吾意，天兵不可再干，如急来，吾能生之。’朝辅如命往。贼曰‘是布政果前提学耶？’即解甲与朝辅偕至受质，而还辑其众，境内大安。”同样《神道碑》还记载了唐胄另一件平定叛乱的事迹：“宣慰木邦孟养争地，构兵连岁，镇巡议兴四省师往讨之，公曰‘毋烦师，是可不战而下。’乃核木邦先世与地所由，谕以国恩，木邦感激献地，兵遂寝。”孙子兵法云，攻心为上。不战而平云南古田叛乱，可见唐胄是懂这个道理的。云南的叛乱上级甚至决定调动四省军队征讨，而唐胄深入虎穴，不发一兵平定了叛乱，对广西叛乱的平定更是神来之笔，大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风范。

其三，惩治保山县令。据《神道碑》：“保山令赵九皋与其子明，引逆贼刘七余孽承檄渔民，民苦，郡吏不能制。公械击之，例斩其首以殉，明坐抵命。”保山是唐胄在金腾兵备副使任上的辖地，其县令赵九皋勾结土匪鱼肉乡里，云南地方政府也没办法，唐胄率兵征讨，并处死了他。另唐胄在南赣军务提督任上，兴修城墙，增置湖西道，制定军队奖励办法，使境内远近帖然，而南赣地区是武宗时王守仁平定宁王叛乱的重要军事据点；其在上疏反对嘉靖皇帝征讨越南所陈述的七大理由；以及唐胄对海南治黎的军事策略分析主张等等都可以说明唐胄不仅仅是一介书生，他熟悉军事有谋略，而这一点在海南历史上众多士人中是不多见的。

第四章  唐胄对地方文化教育的贡献

一、唐胄对地方文化建设的贡献

（一）作品统计

唐胄的一生，非常重视地方文化建设。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唐胄撰写和编纂的书籍共有14种。详见下表：

（二）作品简介

从上表可以看到，唐胄自己写作或负责编纂的海南地方文献有六部。其中

正德《琼台志》，正德十六年（1521年）刊行，四十四卷（今缺第22、23、43、44卷），是今天海南流传下来体例最完整、历史最早的地方志。唐胄在《琼台志序》里对此做了详细的描述：“郡志自国初至是亦编矣……唐人称郡僻无书，至宋《琼莞志》、《万州图经》，元人又不能蓄”[72]。可见能借用材料文献少，编写难度很大，但唐胄并没因此放弃，而是花了二十年左右时间潜心编著。对仕途经济的放弃也可以体现这点，实际上唐胄在刘瑾被诛灭后得到朝廷的征召，他完全可以借此踏进仕途，一展自己匡扶社稷抱负。他之所以坚决辞官除了上文谈到的顾念家乡老母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海南地方志此时还未完成。古代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人生轨迹自然是中式、为官、青史留名。但唐胄的心中对做官这个在无数人眼中的大好前程，是排在孝敬双亲和完成海南地方志之后的。唐胄之所以如此执着编写海南地方志，与其师承有关。在《琼台志序》里唐胄提到：“丘文庄公晚年尝言，己有三恨，郡牒未修一也。”[73]，我们知道唐胄是王佐的学生，而王佐是丘浚的学生，并且王佐之前已经完成了一部海南地方志——《琼台外纪》，但是这本书存在一些不足，“后守方公取阅其书，谓独详于人物、土产，而他目仍旧。”[74]据此我们可以看到，丘浚、王佐对海南地方志的重视和努力实践对他们的后辈学生唐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从唐胄编写正德《琼台志》的目的可以进一步佐证这个观点，“盖体文庄而将顺其欲为之意，尊桐乡而忠辅其已成之书，以求绍述于二公。”[75]

《海琼摘稿》，十卷，（宋）白玉蟾著，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唐胄选编。收录白玉蟾部分诗文。按“嘉靖十二年刻印，葛长庚《白玉蟾海琼摘稿》10卷。”[76]又据：“惟笃嗜白玉蟾诗文，为之精选。”[77]现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目录，按：“白玉蟾海琼摘稿十卷，（宋）葛长庚撰，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唐胄刻本，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78]

《王桐乡摘稿》，（明）王佐著，嘉靖四年（1525年）唐胄编。按：“但其平生所作，如《鸡肋集》、《经籍目略》、《琼台外纪》、《庚甲录》、《金川玉屑集》、《家塾原教》及《珠崖录》，今皆不能尽择也，故曰摘稿云”。[79]

其他地方文献有6部。如下：

《二曹诗》，三卷，（唐）曹邺、曹唐撰，嘉靖三年（1524年）唐胄编。按：“曹邺（816～875？），字邺之，桂林阳朔县人，系晚唐现实主义诗歌流派的代表作家之一；曹唐（802？～866？），字尧宾，桂林临桂人，乃自晋代郭璞之后的又一游仙诗大家。”[80]又据：“曹邺之诗，宋时以《曹邺诗集》《曹祠部集》《曹邺古风诗》行世，至元代则湮没无闻。曹唐之诗……至元代亦无传。嘉靖三年按察佥事唐胄至广西督学，取浙江所刻曹邺诗集重刻，而辑录各选本所选曹唐诗附于曹邺诗后，以《二曹诗》行世，蒋冕为之作跋。”[81]可见，唐胄是第一个认识到二者艺术价值具有相同部分且将二者诗歌合编的人，开“二曹”研究先河，对后人认识了解“二曹”及晚唐粤西诗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嘉靖《广西通志》，嘉靖四年（1525年）唐胄倡议编修。按《神道碑》：“所著有《广西通志》若干卷。”又据“嘉靖四年续修《广西通志》，未完成，调云南。”[82]该书是“现存最早的广西通志，前提学佥事唐胄续志残稿……是历代所修《广西通志》较好者。”[83]“嘉靖《广西通志》是目前留存下来年代最早的一部广西通志，具有珍贵史料价值。该志修纂是由广西提学佥事唐胄嘉靖四年率先提出。”[84]

《虔台志》，十二卷，嘉靖十二年（1533年）唐胄纂修。按：“虔台志，十二卷，唐胄等纂修，明嘉靖十二年刻本。著录：刘绎《江西通志》卷一百四艺文略史部三。”[85]另据：“赣州地区，赣州市，赣县条目下，《嘉靖•虔台志》十二卷，明唐胄修纂，嘉靖十二年刻本。”[86]可知《虔台志》应为赣州地区的地方志，唐胄曾编纂其书，但遗憾的是并为流传下来。

《宋丞相崔清献公全录》，十卷，（宋）崔与之著，嘉靖十三年（1534年）唐胄编。“一代名臣崔与之(1158—1239)，是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始终无玷缺, 出处最光明, 是对他一生最好也是最高的评价。作为政治家的崔与之, 虽不以文学鸣世, 但对岭南文学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后人称之为‘岭南儒宗’”。[87]崔与之作为宋代明臣，一生光明磊落，唐胄推崇其为人，在为官闲暇之余，亲自编选其全录，而唐胄的版本具有极高的价值。“宋、元、明崔与之著述的各种版本, 今均已不可见……唐本是目前能见到的崔与之著述最早的刻本, 它以正德本为底本, 内容又最多, 这一版本系统的版本价值是最大的。”[88]唐胄的编选的《宋丞相崔清献公全录》分四部分分别记载了崔与之的为官事迹、部分奏札、诗文、宸翰和赠挽，对研究崔与之生平、思想和南宋晚期的政坛以及岭南文学的发展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武溪集》，二十卷，（宋）余靖著，嘉靖十三年（1534年）唐胄刻。余靖（1000—1062年），字安道，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天圣二年（1024）进士，仕至尚书右丞，卒谥襄。入仕初期，初授赣县尉，因言范仲淹之事得罪宰相而获罪被贬，后“天子感悟”得以召还，得以二度启用，不想又因谗言诽谤，与欧阳修、范仲淹等以“朋党”被逐。晚年授工部尚书，在赴京任职途中死于金陵，累赠刑部尚书，谥曰“襄”。[89]余靖是北宋中期名臣，他秉性耿直，敢于直面言事，与欧阳修、王素、蔡襄有“庆历四直谏”之名，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武溪集》版本流传较多，唐胄刻本“凡古律诗一百二十、碑志记五十、议论箴碣表五十三、制诰九十八、判五十五、表状启七十五、祭文六。”[90]对研究余靖及北宋政治有一定参考价值。

《江闽湖岭都台志》，十三卷，年代不详。按《神道碑》：“所著有《江闽湖岭都台志》十三卷。”又据：“所著有《江闽湖岭都台志》行于世。”[91]另有资料作《江闽湖广都台志》[92]。

二、唐胄对地方教育的贡献

（一）对海南教育的贡献

在海南赋闲期间，唐胄除了编著地方志外，另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建书院，教育后学。唐胄的书院得到海南地方官张简、王弘的推重，据正德《琼台志》卷17《书院》“西洲书院”条载：“在郡城东一里许。正德间，主事唐胄建为读书所。清河张少参简以胄弃官归养而学，扁曰‘养优书院’。”[93]正德十二年(1517年)分巡按察司副使王宏巡琼，很推重唐胄，便将养优书院用唐胄的号——西洲，改为西洲书院。由于丘浚、邢宥、王佐这样的名士已去世，唐胄可以说是当时海南岛上士人的领军人物，又处在全岛的文教中心琼山，定会吸引不少学子前往求学，加之书院实际是在唐家家族藏书的基础上建立的，按正德《琼台志》：“吾母尝指西洲书院曰：‘自汝祖至汝父及今已数世，所积书俾遗汝子，若孙能读否乎？’”[94]这就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源，良好的教育设施。虽然没有找到海瑞在该书院求学的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在琼山甚至海南岛上许多像海瑞这样的学子，不会轻易错过这个优秀的学习平台。

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在这期间唐胄积极参与琼山、儋州、万州县学的建设工作，并亲自撰写三处学宫的重建文章，赞扬地方官对教育的重视，鼓励学子努力学习，考取功名。重修为海南教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前琼山县教谕赵谦的墓等，在文中唐胄对赵谦墓的破败感到伤感，其写到：“未几即得其藏于旧学东北隅，隐见于丛冢侧，余于犁锄无几矣”，[95]随后与地方官一起重修赵谦墓，用实际行动提倡重视教育，推动家乡的教育发展。

（二）对广西教育的贡献

1523至1526年，唐胄担任广西提学佥事。根据《明史•职官》按察司条目下载：“副使、佥事，分道巡查，其兵备、提学、抚民、巡海、清军、驿传、水利、屯田、招练、监军，各专其事。”可见提学佥事是按察司下属的专管提督学政的官员。“按明制，德才兼备是任提学官的主要条件……首先应有较高学识，一般都是进士或监生出生……德行也是选用的主要依据。”[96]可见唐胄虽然做官时间不长，其德行才华是大家共同认同的。提学官的职责和权限是“代表政府纠劾风纪，包括教师的考核、评聘升迁，学生考试优劣与推荐奖惩等。”[97]按此，实际上相当于今天的省级教育主管官员。在任上，唐胄大力推行地方教育，购买书籍，鼓励少数民族子弟入学。《粤西文载•唐胄》、《嘉靖广东通志•唐胄》、《粤大记•唐胄》均记载：“遍鬻群书，启廸多士，文风丕变。”《明史•唐胄传》：“为购群书以迪多士，令土官及猺蛮悉遣子入学。”清《广西通志•唐胄》记载：“令土官及猺蛮悉遣子入学。”同时，唐胄还亲自深入偏远地区，督导学子学习儒家文化，按《神道碑》：“以身范士，督诸生习冠射诸礼，即僻邑遐陬，巡历皆遍。”为了更好地推动广西地方教育，唐胄还根据当地的情况，专门作一首古体诗《古田劝学诗》，在诗中唐胄表达了愿意学习前人在蛮夷之地教化民众的抱负，其诗：“嗟唐吉安丞，欢笑入夷落。清歌与钥吹，夷俗为变革。化予夷未几，遣子再入学。蓝衫舞春风，酋父侧笑跃。今去大弦歌，刁斗声应伏。遶垣摆岭平，取径都狼速。笑歌长去来，忠信无蛮貊。忧戚天汝成，居夷孔亦欲”。[98]

唐胄在广西的教育活动，推动了当地的教育发展，在后来唐胄再次回到广西任职时时值古田少数民族叛乱，由于之前唐胄在当地全力教化其子弟，这些人听说是唐胄主政广西，立马放下武器主动向官府投降（见王弘诲《神道碑》《明史•唐胄传》）。

（三）对云南教育的贡献

1527至1528年，唐胄任广西提学副使。提学副使是当时一省最高教育长官，唐胄在任上，像广西一样推动云南地方教育发展。《神道碑》载：“丁亥，改本省提学副使，其所造士，一如西粤时。”又据清《云南通志》卷19《名宦•明•唐胄》载：“嘉靖间，任金腾兵备，改提督学校，教士有法，振拔孤寒。”另有：“广东琼山人唐胄，嘉靖间在云南提督学校‘教士以冠、婚、乡射之礼’注释出自天启《滇志•官师志》卷10。”[99]我们从这些历史文献，云南地方研究资料可以看到，均提到唐胄在云南提学期间的历史功绩，其不余遗力推动云南地方教育，教化当地民众学习儒家文化，对那些家境贫寒的学子多有帮助。此外，唐胄还利用自己的身份鼓励当地兴建学校，改善当地的办学条件。如《楚雄历代碑刻》记载唐胄为云南楚雄府（今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新建学校而写的文章《楚雄府新建儒学记》。文中唐胄描述了当时云南教育的发展情况：“积今至四十余所，人才之盛，渐著中土。”[100]还强调了办学的重要性：“以学校之教子弟，为国先务，虽用民力不可废也。”[101]唐胄还积极参与云南文人的活动，奖励人们潜心做学问，据：“当时文坛知名人士李梦阳、李元阳，华云、胡廷禄、郭维藩。唐胄、任瀚、张纲、崔铣等先后为张含诗文集撰写序跋。”[102]唐胄还维护学官的尊严，拒绝向权贵行跪礼，按神道碑：“时三司惮其威仪，迎参皆跪，公独不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为人表率。除担任提学外，唐胄在云南为官多年，后更官至云南右布政使，以唐胄的对教育的重视在任上必定不遗余力地推动地方教育发展。

第五章  唐胄的思想研究

一、唐胄的“礼法”思想

唐胄的学术思想，在《明史》里提及最多、且最让后人称道的是他的《明堂享礼疏》。在《明史•礼志》及嘉靖朝相关文献大都会提到唐胄的这篇上疏，并且在清朝还作为御批名臣奏疏作为后人学习的榜样。《明堂享礼疏》实际上反映了唐胄的“礼法”思想。我们知道唐胄两式皆中“礼魁”，他对中国古代的“礼法”制度是很熟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周礼和儒家礼法主张为基础的“礼法”制度不断发展，后人对“礼法”的认知和改造也各有不同。嘉靖以其生父献皇帝配享明堂，实际是大礼议事件的延续，大礼议是嘉靖朝著名的事件，群臣围绕着嘉靖生父的称号问题争执不下，对所谓的传统“礼法”制度的认知阐释也众说纷纭，唐胄在该奏疏中详细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对此李勃先生对该疏的内容有专门论述，认为：唐胄在该疏中所阐明的主要观点有六：“一是认为汉代以来祀明堂皆配以父，不符合周代礼制；二是认为朱熹也主张明堂之配不专于父；三是强调古代明堂之礼不可废，只应当奉大宗配享；四是认为嘉靖帝对其父庙号的态度前后不一致；五是认为比照周代礼制，今年大享之祭当配太宗（即明成祖）；六是认为如果嘉靖皇帝是圣人，则其父专庙之享，将百世不改变。可见唐胄这次抗疏的中心思想是：以周代的礼制、《孝经》的记载和朱熹的观点为根据，反对嘉靖皇帝以其父兴献王祀明堂配上帝，而主张要以明成祖祀明堂配上帝。”[103]由此可知，唐胄对“礼法”的主张是坚持以周礼为标准的古礼。并且唐胄在文中明确提出这一点，“今礼臣不能辨严父之非，不举文武成康之盛，而乃滥引汉唐宋不足法之事为言，谓之何哉！”[104]我们知道后世无论是更早的周礼，还是后来儒家的礼法制度，都在不断变化。比如按照儒家的标准，丁忧严格的时间应是三年，但后来的官员也逐渐变通，将丁忧的时间缩短了。而唐胄对“礼法”的态度是比较传统严格的，这从王弘诲《神道碑》中也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记载：“治家严而有方。冠婚丧祭，一遵古礼行之。”

另外，唐胄很重视忠孝仁义等传统礼法对社会的教化作用。在唐胄诗文集《传芳集》中有不少是对忠义节气的描写如《题程孺人贞一》、《赠许节妇》、《哭黄处士东皋惟坚》。正德《琼台志》里卷三十六、卷四十对名德、孝友、旌节、死节、守节、孝义等人物的记载，实质上揭示出唐胄对遵守儒家倡导的忠孝仁义人物的褒扬，并希望通过记载让世人学习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在广西、云南等地竭力推动当地少数民众学习儒家思想，广西任上《神道碑》载：“以身范士，督诸生习冠射诸礼，即僻邑遐陬，巡历皆遍。”云南任上“广东琼山人唐胄，嘉靖间在云南提督学校‘教士以冠、婚、乡射之礼’注释出自天启《滇志•官师志》卷10。”[105]这些教育实践反映出唐胄想通过传扬儒家的礼法改造偏远之地，他认为这是教化这些地方的重要手段。

二、唐胄的治黎思想

黎族是海南的本土少数民族，从汉武帝开朱崖、儋耳二郡以来，一千多年里时有反叛，治黎是海南本土士人无法绕开的话题，许多人写过治黎策略，明代海瑞就以《治黎策》名扬科场。唐胄也高度重视治黎，在正德《琼台志》专门有两卷写黎情，其内容又分“原黎、列黎、抚黎、平黎、统黎、议黎”，详细地介绍了黎情和阐述了自己的治黎思想，遗憾的是这两卷未能流传下来。今天我们能看到唐胄的治黎思想主要集中在他的四篇治黎论文，《节录平黎事以备后论》、《节录抚黎土官以备后论》、《节录征黎事以备后论》、《平黎总论》[106]（注：下文所引上述四篇论文出处相同）。论文反映出唐胄对黎情的看法和平黎主张如下。

（一）反对任用抚黎土官

从《节录平黎事以备后论》、《节录抚黎土官以备后论》里可以看到至少在元代就已经有抚黎土人，明代明确记载有专职的抚黎土官，“永乐六年春二月，琼州府抚黎知府刘铭，率生黎峒首王贤祐、王惠、王存礼等来朝贡马，命贤祐为儋州同知，惠、礼为万宁县主簿……俾专抚黎人”。自古对少数民族的策略多讲究以夷制夷，在海南任用黎首专职抚黎，其实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一般而言这似乎为处理民族关系的不二方略，但唐胄在其论文里明确反对这种做法，甚至认为这反而是元至明初海南黎患的根源，“平章至元之师，刊石五指黎婺，抵千万年人迹不到之处……然任用土人，诱乱终元之时”，“抚黎土官，其百余年之祸根乎”。唐胄对比分析唐宋以来黎患与明时的不同恰在于明任用抚黎土官，“然唐之首领，宋之峒首统领，皆黎人主黎，故其侵郡也，乘其衰而后发。今之土官，则以郡之奸人为之，故其掠郡也，皆在盛时”，他认为过去黎族侵扰郡县多在地方政府势弱之时，而今天却在地方政府强盛的时候，这恰是因为土官多为郡中奸人的缘故。并且唐胄指出应对这些人保持强硬威慑态度，必要时应派军队对其镇压，“张威如其祖考，苟为不问，终于天讨，则宗祀且不能保，况糊口小利乎？此兵宪之责也”。

（二）认为黎人并不难征服，需要优秀的将领

在《节录平黎事以备后论》中，唐胄详细描写了元至元年间琼州路安抚使陈仲达率军征黎的事迹。对于这次用兵，唐胄在文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是役也，自开郡以来所未有。然计用兵仅一万一千二百人，计时虽二十六月，然实用兵才十三阅月，颛岛蠢丑已无遗穴。人言琼黎党涣易刬，信然”。唐胄对元代这次用兵是十分赞赏的，他认为这是海南开郡以来最成功的一次，说明黎族涣散，只要有优秀的将领率大军征讨，是可以征服的。

（三）主张平黎要“绝其根株”

唐胄在《平黎总论》里提出了平黎一定得“绝其根株”。接着解释了非这样不可的原因在于，海南岛独特的岛屿环境，使得海洋天险为黎我所共有，而黎人多居山林，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唐胄还举明弘治年间符南蛇之乱说明如果不根绝之，将来必然还有叛乱。随后唐胄回顾历史上对黎人征伐的几次著名战役并进行了点评。他认为无论是唐咸通年间还是元至元年间，虽然对黎征讨都取得了胜利，但最后都因各种原因没有做到“绝其根株”。

文章第二部分唐胄提出了自己的平黎策略。首先他提出了平黎的时间，“今当岁熟，四五月之间必出，我军戌进，而获彼以屯，至秋大熟亦如之，则彼之深潜内地，不饿死于丛菁之中，则彼延颈于旗鼓之下矣”，即主张在夏秋粮熟之时，派大军征剿。接着唐胄提出了平黎的方略，“自易而及难，自外而及内”，即先征服势力弱小的黎人，然后步步紧逼由外及内，最终形成对山林腹地黎人的包围征服。第三唐胄提出了出兵平黎的条件。他认为首要的是需要一位优秀的统帅，这个人“比如按摊之威望，而兼涂棐之材与志，又加之以朱国宝之权且专，计资勋以崇其秩，积岁月以成其事，练军训士之精以足兵，免京司廉之运以积食”，接着他提出需要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如黄广文、马抚机、谭汝楫辈偏俾以充任使”。最后唐胄提出出兵的两种情况，如果在平常那么就如前文唐胄提出的在岁熟之时，官军出兵，循序渐进，缓而图之；如果遇上黎情变化，那么就派军队火速出击。随之唐胄分析了这两种情况的后果，“取之缓，则其归也必诚……而使之自食其田，恐亦无害。取之急，恐其服也非心服，高雷嬴田常病于无佃，则分而置之”。

最后唐胄谈到了平黎后的措施，应仿效古人开道路、置州县、立屯所、增寨宇、兴学校。

（四）唐胄、海瑞的治黎思想比较

唐胄有关治黎的文章，《节录平黎事以备后论》、《节录征黎事以备后论》、《节录抚黎事以备后论》，前两篇是纯粹关于对黎族用兵，第三篇在文末论述中，唐胄也主张对土人采取强硬态度，必要时派兵镇压。《平黎总论》整篇文章的核心即如何平定黎族，在文中唐胄详细地阐述了出兵的原因、时间、条件、策略，虽然在文末提出了开道路、置州县、立屯所、增寨宇、兴学校等治黎方略，但很明显这是为军事手段服务的后续措施。虽然我们无法就残存的这几篇文章下结论，唐胄在治黎问题上是一个主战派，但从唐胄对历代对黎用兵的关注以及《平黎总论》里提出的用军事手段“绝其根株”，可以看出唐胄对治黎问题是比较看重军事手段的。

海瑞有关治黎的思想主张主要集中在《治黎策》、《平黎疏》、《平黎图说》。在这些文章里，海瑞认为黎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官府对黎族人民的欺压、官府禁止商人与黎族的盐铁贸易活动。海瑞也提出了一整套治黎策略：“开通十字路，设县所城池，招民、置军、设里、建学、迁县所、屯田、巡司、驿递等”[107]。从海瑞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更重视对黎族的政治、经济手段。

对比唐、海二人的治黎思想，都提出了开道路、置县所、办学校等抚黎策略，但在治黎问题的侧重点上，唐胄比较重视军事手段、海瑞比较重视政治、经济手段。相较而言，唐胄所提对黎用兵，考历代出兵得失，军事方略系统缜密，颇有儒将之风；海瑞治黎主张，从封建统治阶层反省开始，字里行间多透爱民之意。我想唐、海二人在治黎问题上的主张差异，既反映出两人不同的立场取向，也再次揭示出治黎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

三、从《谏讨安南疏》看唐胄的外交思想

在古代越南长期作为我国的藩属国。对藩属国的治理，是我国古代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唐胄在《谏讨安南疏》[108]（注：本部分所引材料均出自该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其一，对藩属国不应采用中国本土的治理方法。“古帝王不以中国之治治蛮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训”。在治藩问题上，有时中原王朝会将本土的治理模式直接移植过去，比如在当地建立郡县制，直接归中央管辖。但这样做往往没有什么好效果，如明太宗曾征服越南部分地区，在当地设置郡县，但“后兵连不解，仁庙每以为恨”。对越南这样的藩属国实行区别中国的治理，实质类似于今天我们国家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样的治理方针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其二，外交目的是得到实利而不是追求虚名。越南由于离中原距离远，且自然环境较差，老百姓一般情况不愿意去这些地方居住，由此我们征服这些地方，往往只不过是在版图上扩大了点而已，这是帝王好大喜功的表现，并没有从中得到真正的实利。在奏疏上唐胄明确反对这点：“中国士马物故者以数十万计，竭二十余年之财力，仅得数十郡县之虚名”。

其三，藩属国的朝贡贸易是这些国家获利所在。唐胄写到：“外邦入贡，乃彼之利，一则奉正朔以威其邻，一则通贸易以足其国”。意即藩属国通过朝贡贸易从中原王朝或得经济上的实惠，同时还在政治上起到威慑邻国的作用。唐胄对该问题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是藩属国和中原王朝维系关系关键所在。正是对该问题的清醒认识，使得唐胄在对越南用兵上有着正确的见解。他指出：“故今虽兵乱，尚累累奉表笺，具方物，款关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却之，是彼欲贡不得，非抗贡也。”

从这篇奏疏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唐胄对当时的藩属国越南的治理有着自己正确的见解，并且对中原王朝和藩属国之间的朝贡贸易的作用也认识非常到位，难能可贵的是唐胄从国家实际利益出发反对耗费国家财力去争得拓展疆土的虚名。

第六章  唐胄的诗文研究

一、《传芳集》

（一）史料价值

1. 记录了嘉靖朝部分重大历史事件和其他历史资料

唐胄升任户部侍郎后得于直接参与国家的大政决策，由此他的奏章等论疏记载了嘉靖朝部分重大历史事件。这部分内容集中体现在唐胄的三篇奏章《谏讨安南疏》、《明堂享礼疏》、《驳郭英配享庙祀疏》。三篇上疏分别反映了嘉靖十五年间明朝欲征伐越南、嘉靖十七年嘉靖皇帝欲将生父享礼明堂、嘉靖十六年嘉靖宠臣郭勋欲请其祖郭英配享庙祀的历史事件。其中征伐越南是当时明朝的一件大事情，朝廷内部主战主抚意见不一，唐胄详细分析了不应征讨越南的七个理由，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嘉靖皇帝欲将其生父享礼明堂其实质是嘉靖朝“大礼议”事件的延续，众所周知“大礼议”事件是明代嘉靖朝重要的历史事件，唐胄的上疏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此外这些上疏中还记载了明嘉靖以前中国与越南的关系演变历史。如“太宗既灭黎季犛，求陈氏后不得，始郡县之。后兵连不解，仁庙每以为恨。章皇帝成先志，弃而不守。”[109]从唐胄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明代嘉靖以前对越南的关系从置郡县到领藩属的历史演变，这是符合史书的记载的。《谏讨安南疏》还记载了越南从五代时期到元代王朝的演变历史。“安南自五代至元，更曲承美、杨延势、吴昌岌、丁部领、黎桓、李公蕴、陈日煚七姓迭兴迭废。”[110]上疏中还写到嘉靖朝的社会、边防形势，“今四川有采木之役，贵州有凯口之师，而两广积储数十万，率耗于田州岑猛之役……今北寇日强，据我河套，边卒屡叛。”[111]在《驳郭英配享庙祀疏》里唐胄详细地记叙了明代开国功臣的论功列祀的原由，“论功列祀凡二十一人，塑死者之像，虚生者之位。盖是时胡大海、冯国用、赵得胜、耿再成、丁德兴、俞通海、张德胜、茅成皆已死，先栖神于汴壶蒋子文庙，后复祀，所谓塑像者此也。而徐达、常遇春……虚位者，此也。”[112]这些记叙对于了解明代开国功臣列祀宗庙的制度有一定参考价值。

《题守关忠节卷》诗前序言交待出正德丁丑年间，明武宗出巡居庸关，守关将士闭门不纳的历史事件。

2. 记录了海南方志、教育、治黎、部分名人等历史

《传芳集》所载《琼台志序》记载了海南方志编修的历史沿革及正德《琼台志》成书的由来，书中提到“郡志自国初至是亦编矣……唐人称郡僻无书，至宋《琼莞志》、《万州图经》，元人又不能蓄。”[113]

《三祠录序》记载了琼郡三祠方位、所祀对象以及列祀的原由，“仰止祠在郡学，祀王公方义以下四十人，主于崇德以劝士；先贤祠在道右，祀路公博德以下十九人，主于报功以慰民……景贤祠在郡西北，祀苏公轼、丘公浚二人，主于著述以宪后。”[114]

《重建儋州儒学记》、《重建万州儒学记》记载了正德年间儋州重建儒学校的由来以及儋州教化的历史情况、正德年间万州重建儒学校的由来及海南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如“宋苏文忠公南迁时，琼士仅得姜公弼、黎子云、王公辅、符林数人，而黎、王、符皆儋产……阙后王霞举、符确辈继出……独恨宋以文儒立国，何至庆历始知立学。”[115]“琼学始于庆历，至绍兴末始有教官。”[116]

《节录平黎事以备后论》记载了元至元年间琼州路安抚使陈仲达率领元军征伐黎人的情况，文中详细记叙了该次征伐的出兵始末，出兵的时间、地点，以及战果。文中写到“刻石五指黎婺……剿平各州县清水等峒……降附者不可胜数，得峒六百，户口二万三千八百二十七，招收户口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七。”[117]《节录抚黎土官事以备后论》详细记载了明代永乐至正统年间抚黎土官的历史情况。《节录征黎事以备后论》详尽地记叙了正德年间明军征伐符南蛇等起义大败的历史事件。

《王桐乡摘稿序》记载了王佐的生平事略、著述情况。《重修赵考古先生墓碑》记载了赵谦任教琼郡并促进海南教育发展的史实。

这些记载对于我们了解研究海南古代方志、教育、治黎等历史有重要学术价值，对今天建设国际旅游岛发展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具有重要历史参考价值。

3. 记录了唐胄部分生平事迹

《传芳集》的部分诗文，如《重建儋州儒学记》、《重建万州儒学记》记录了唐胄正德年间闲居海南的历史活动，因为该时期有关唐胄的文献资料很少，因此对研究唐胄生平历史有重要意义。《普淜》、《题同年戴宪长苍山赋别卷》、《送范佥宪西巡洱海》、《关索岭》等诗记录了唐胄在云南任官期间的部分历史活动以及自然风光。《余自南赣赴抚山东，陈都宪原习来代，以年谊之厚，操舟送至储潭，席间赋诗见赠，步韵酬之》记录了唐胄从江西调任山东的历史，印证其官任山东巡抚的历史事实且提供了其任职时间的判断参考依据。《逢绍之侄》、《鸦小岗》、《喜鹊》、《红鸡冠花》记载了海南名士陈繗、海南自然风物，如《喜鹊》诗前序明确写到“旧无、景泰初指挥李翊自高化取雌雄十余纵之城隍间，迨今孽育，近县多有之。”[118]对于研究上述人、物有一定参考价值。《闲中漫兴》、《新春咏》、《瓜州阻风》等诗对于研究唐胄人物性格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思想艺术

1. 思想内容

《传芳集》由唐胄父子三人的诗文组成，本文的讨论仅限唐胄的诗文。据洪寿祥主编、刘美新点校，海南出版社2006年出版《海南先贤诗文丛刊•传芳集》（以下同），共收录唐胄诗歌39首，疏、序、记、论等文15篇。

《传芳集》里唐胄的诗文从内容上看，三篇“疏”记载的是其官居北京户部后参与的三件大事，分别为劝谏皇帝放弃征伐越南、反驳郭英为其父争取配享庙祀、针对嘉靖皇帝欲将其生父配享明堂的反对意见；四篇“序”除《琼台志序》为自序外，其余为王佐、崔与之的文集和琼山三祠录作序；两篇“记”为儋州、万宁重建儒学而作；四篇“论”全部都是论述海南的黎情、治黎历史及对策；剩下一篇为《重修赵考古先生墓碑》。唐胄的39首诗歌，部分为其当官后的同僚唱和之作，如《送范佥宪西巡洱海》、《题战功图送刘太参归会川》，描写的内容多为同僚分别时的称赞和劝勉。

科举正途出身的唐胄一生定写过不少诗文，但由于种种原因现今流传下来的绝大部分在《传芳集》里。虽然该诗文集作品数量并不多，但这些有限的文字却反映了唐胄做官为人的价值取向。

首先，诗文透出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文集里的三篇疏、三篇论等作品字里行间无不反映出唐胄对国家对君王的忠诚。如诗歌《普淜》“人生苦漂泊，何异云从风……岂不自念惜，皇恩谁终穷……平生报主志。”[119]诗歌前半部分讲人生漂泊的艰辛，但为了报答皇恩他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题守关忠节卷》“御史不贵铁为冠，所贵七窍心孔丹。闭关手持三寸铁，誓死不纳批忠肝。”[120]通过对守关将士忠诚的赞美，表达出他自己的忠君爱国思想。

其次，诗文反映出唐胄深深的爱民情感。如七言古诗《藤作》，唐胄用较长篇幅详细地描写了当时海南人民因朝廷官派的藤作而遭受的苦难。“官工家派多精致，细迟多限爹遭笞。十八嫁裙无一幅，朝朝暮暮劳官役……妻号儿哭无朝夕，催吏那知更下石。”[121]读来让人潸然泪下。

第三，对忠义节气的表彰。唐胄的诗歌里有不少是反映忠义节气的内容，如《白沙口哀百姓》、《访赵忠简墓》、《守关忠节卷》、《题程孺人贞一》、《赠许节妇》、《哭黄处士东皋惟坚》，这些诗歌分别表达了作者对忠义的赞赏和向往，对节操的褒扬和提倡。

2. 艺术特点

首先从体裁上看，唐胄的诗歌作品五言、七言古体10首，五言、七言律诗22首，五言、七言绝句7首。通观唐胄的这些诗歌，比较明显的特点是古体诗在作者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比稍早的丘浚、邢宥，同时期的陈麟等海南籍名人，我们可以看到作品大都以律诗为主。但唐胄的诗歌古体诗占到四分之一还多，正德《琼台志》中还有未收入的古体诗若干，相较而言唐胄是比较喜欢和擅长创作古体诗的。

其次，从风格上看。唐胄的诗歌为文质朴不务绮丽，多劝勉壮志，少感时伤怀。唐胄的诗歌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史知识是比较难懂的，其作品用典较多，所用字词也比较深邃。比如《谒桐乡王汝学先生》，从题目上看，是拜谒王佐的一首诗，单从题目出发我们能推断出内容多为赞美之词，即便如此其诗并不好理解。比如诗歌前四句“乡曲仰前修，每恨时不遇。再濯湄丘波，三洒深庵涕。岿然赖公存，硕果坚固蒂。渺以一南儒，京师避头地。”[122]用著名乡贤邢宥、海瑞引出王佐，并夸其知识渊博学问大，毫无疑问这是该类型诗的惯用手法，读起来还不算难，但接下来的内容却比较难读了。“汲古修绠深，董马在伯季。胡为枘凿殊，明眸尘土蔽……掛桑长弓闲，刈苕湛卢利……语剩何须多，盈箱酱瓿隶……玄牝希夷精，侯鲭屡护致……”[123]可以看到这些诗句不仅用典多，且字词难读，这样的情况在唐胄的诗歌作品中比较多。我们可以从稍早的邢宥、丘浚的诗歌中看到这种差异，比如邢宥的《送丘仲深至葫芦口占》“与君相送到葫芦，酒在葫芦不用沽。共饮一杯辞别去，君行西去无故人。”[124]丘浚的《送唐衡判敬归田诗》“寒食清明都已过，枝上榴花红朵朵。龙舟击浪去如飞，锣鼓喧天槌欲破……向晚拿舟沙嘴泊，开宴把酒争酬酢。厭厭不醉夜不归，人生无如归田乐。”[125]诗文通俗易懂，而同样属送别诗唐胄的《送范佥宪西巡洱海》“……水天漳海环岳渎，太微张翼朝辰枢……况今昌期值五百，瞳已重目彩生眉……”[126]很明显没有一定文史知识是难读懂的。

另外从诗歌描写的对象上看，唐胄的作品比较少有文人常见的感时伤怀，也很少有欣喜开朗之作，多为劝勉壮志。比如其作品中描写海南本地风土人情的代表作有《藤作》、《鸦小岗》、《访赵忠简墓》、《喜鹊》，除《喜鹊》“横斜银汉仙桥远，派衍金笼海国赊。地气北来知世运，喳喳传喜遍天涯。”[127]文风略显活泼外，大抵如此。而同样描写海南地方风俗的如邢宥《海南村老歌》“海南村老非真老，家能识字里能文。读书大意破《论》、《孟》，险夷巧拙知区分。得钱只欲买书读，不置田庐遗子孙。祝融司天霜不杀，四时雨露皆春温。禾收两熟杂梗糯，仓积穜稑多如云……”[128]丘浚的“海南风俗颇淳和，山水清幽海味多。有约他年重结社，下田蕃诞日相过。”[129]朗朗上口，字里行间充满对海南山水的热爱和生活的闲适。

唐胄的诗文由于其文章传世较少，《传芳集》里保存的也多为“奏疏、书序”，就此对其文章进行讨论比较困难，但一个人的创作风格无论诗、文大体是一致的。通过上面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唐胄的诗文特点，为文深邃，多劝勉壮志之作。这和其为人处世价值取向和生活时代背景是相切合的，他的笔下少见一般落魄文人的伤春悲秋，也没有居庙堂者对田园闲适生活的向往，多为对百姓的同情，对先贤的景仰，对自己对后辈的劝勉。所谓文如其人，唐胄的诗文正好可以说明这个道理。其诗文的特点一方面反映出这位科举正途出身的“亚元”“礼魁”学识渊博，但同时也造成其流传的困难。唐胄一生自然创作了不少诗歌，但仅30多首传世，自然这与后人整理出版保存有关，但有一点是不争的，即唐胄没有像丘浚《五指山》那样能口耳相传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明代陈是集在编选《溟南诗选》时对明末前海南历史上的学者文人的诗歌进行了总的梳理点评，我们可以通过其评价一窥唐胄的诗歌创作在海南文学史上的地位。现引用如下：“称诗自白玉蟾始……玉蟾子能为诗，又不尽为仙诗，诗所以佳也。明兴以来，文庄先生淹通少两，人或以浅率目之，不知其才自瞻，而笔下无迹可摸，古体尤胜，使于青莲对垒，未必屈座也。王汝学诗老而益工，今题冲澹隽远，步武唐人。钟、唐二司徒歌行亦佳，由其学问渊邃，有以使之。郑篁溪瞻丽多姿。王宗伯归田所作，远胜于馆阁诸篇。唐景夷任诞自废，诗才奔放，诗海琼子一派，跨出父兄之上。”[130]其中钟、唐二司徒即指钟芳、唐胄，陈是集指出唐胄的诗文源于其学问渊博，王弘诲在《神道碑》也简单谈到其诗文特色“为文章根本六经，不务绮丽”，《明史•本传》“为文有理致源委，不尚浮靡”[131]，这和前面的分析是一致的。

3．版本

《传芳集》实为后人所编唐胄、唐穆、唐秩父子三人诗文合集。现今存世的有两个版本。一为韩元林先生所著，琼山市政协1996年出版《唐胄诗文集注》；一为洪寿祥主编、刘美新点校，海南出版社2006年出版海南诗文丛刊之《传芳集》。二者收录篇目，除2006年版将《送周清溪先生福州司训》一诗归为唐胄儿子唐穆外，其余一致。今依韩版计有诗43首、疏3篇、序4篇、记2篇、论4篇、碑铭1篇。

两版部分诗歌题目、内容有差异，有的是单字、数字、甚至整行记载不同。如《题慈溪顾绣衣追慕卷》中2006年版作“生如客寄死照散”，韩版作“生如客寄死如故”；《关索岭》2006年版作“榆瞻”，韩版作“榆胆”；《题守关忠节卷》2006年版作“追思十六年来事，转危原未易为安”，韩版作“因嗟十六年来事，圣性本与黄虞班”；《谒桐乡王汝学先生》2006年版作“汲古修绠深，董马在伯季……侯鲭屡护致”，韩版作“绣口一加精，董马杜伯季……蠹豸屎溺细”。但总的来讲两个版本无论是篇目还是内容基本一致。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2006年版和韩版均将唐胄重要的文章《明堂享礼疏》内容遗漏掉部分文字，查《五礼通考》卷三十、《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六十八等处记录该奏疏的文章内容均比2006年版多。

2006年版明确记载所用底本为王国宪所编海南书局1935年出版的《海南丛书》之《传芳集》，又据：“尚有后人集其诗文辑成的《传芳集》，海南书局有铅印本发行（见《海南丛书》第三集）。”[132]1935年王国宪版也是目前所知存世较早的版本，海南师大图书馆有藏。

总的来说，《传芳集》保存了唐胄的大部分诗文，是后人了解唐胄的重要资料。但《传芳集》遗漏了部分唐胄诗文，在正德《琼台志》及其它文献中中还有若干唐胄的诗、文章、奏疏。2006年版简体排版方便了今天读者阅读，但没有注解。韩版对唐胄诗文一一做注，但个别处有错误，如《题守关忠节卷并序》诗前序有“御史张钦”，韩版注解为“在郊野张设帐幕饯饮”，[133]误将人名注解为设帐幕。即便如此，韩版是今天我们了解学习唐胄诗文的重要参考书籍，但不属于公开出版刊物，市面流传不多，这不能不是说是种遗憾。

二、正德《琼台志》

（一）明代方志编修的时代背景略述

明代是方志编修的兴盛时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明代方志编修数量蔚为大观。巴兆祥先生认为：“作一不完全统计，明代修志约3470种。”[134]虽然今天我们无法对明代的方志数量做出完全精准的统计，但是明代方志编修数量远超宋元这是学术界所公认。其二，地方郡县热衷编修方志。按巴先生统计明代散佚府志403种、州志280种、县志1646种，现存府志219种、州志141种、县志579种。[135]其三，编修体例和方法进步。朝廷颁布修志细则，促进方志编修的统一规范，如永乐十年颁布的《修志凡例》。其四，许多文人学士私人编修方志。如王佐《琼台外纪》、唐胄正德《琼台志》等。这些人编修地方志，不仅带动了方志编修的历史潮流，且往往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唐胄的正德《琼台志》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二）史料价值

正德《琼台志》首卷为琼州府、府城、府治及辖县共十六图。依次为郡邑沿革表、沿革考、郡名、山川、分野、疆域、形胜、气候、水利、风俗、土产、户口、田赋、乡都、墟市、桥梁、公署、仓场、驿递、兵防、平乱、海道、黎情、职官、名宦、人物、艺文等四十目，约三十一万字。是海南岛现存最早内容最详尽的地方志书。比较全面记载海南社会历史、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地理环境、民俗习惯等情况，是研究海南历史文化的必备文献。

作为一部杰出的地方志，其史料价值比较突出的地方如下。其一，对南海主权的相关记载。今天南海主权争端愈演愈烈，该书明确记载南中国海自古以来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并且书中引用了明之前的文献资料更显珍贵。如卷四《疆域》琼州府条载：“《琼管古志》云：“外匝大海……南则占城，西则真腊、交趾，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卷六《山川下》文末唐胄论载：“琼之东则匝大海，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卷二十一《海道》：“南则占城，西则真腊、交趾，东则长沙万里石塘。”卷九《药之属》磁石条：“磁石，出崖。《异物志》云，涨海崎头。”书中另有许多关于我国古代先民在南海生产活动的记载，如卷二十一《海道》：“儋海之西于廉境相对，二日达交趾万宁县……崖之南，二日接占城外番……占城，近琼州，顺风舟行，一日可抵其国。”卷二十一《海防》：“<劳海南卫指挥敕>‘其海滨迤西及南诸番蛮貊国无大小，环而王者，不知其数矣。’”卷二十一《海寇》：“刑梦璜<记>‘西通交趾，南近占城。’”

其二，对海南户口的记载。书中专门用一卷篇幅详细地记载了从汉代到明朝正德七年间海南岛的户口变化。且历代数据均详细标明所引文献，如《汉书•贾捐之传》、《隋书•地理志》、《唐书•地理志》、《宋书•地理志》等。作者还针对元朝的户口数量相关文献资料不同记载做了自己的分析判断，指出诸旧志数据自相矛盾，应根据《元史》考订。历朝的户口数量变化反映出不同时期海南的社会发展、大陆移民、黎族的治理等情况。尤其是作者生活的明代，数据最为详尽。分洪武二十四年、永乐十年、成化八年、弘治五年、正德七年五个阶段。其中洪武、永乐间户口总数比后三阶段多的问题，作者在标注出所引文献资料后，提出当时已经无法查证。此外该时期的户口还具体记载了各县的数据，正德年间的甚至详细地记载了户口又分民户、军户、杂役户、官户、校尉力士户、医户、僧道户、水马战所户、弓铺兵祗禁户、灶户、疍户、窑冶户、各色匠户、寄庄户，这对我们了解明代海南社会状况有着重要史料价值。从洪武、永乐年间的内容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对户口的统计是严格区分汉民和黎民，这对我们研究海南黎族的地理分布、汉化情况、中央对黎政策均有参考价值。在文末唐胄亲撰的评论中，还详细地分析了各朝户口增减的原因，如唐宋两代由隋代的近两万户减为一万户左右，其认为：“一则疏而不亲，三百年之治，初罪置外，守令命吏《志》不一书，琼州陷没百数十年，一则武力不竞。”[136]

除此之外，正德《琼台志》还具有其他方面的史料价值。比如历史地理学方面，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司徒尚纪先生对此做过专门的论述归纳有三：“丰富的自然资源资料、珍贵的人口地理资料、保存大量古越语地名。”[137]另外该书对自然学科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198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里谈到：“植物方面有谷9种，菜50多种，花59种，果39种，草38种，竹25种，木73种，藤8种；动物方面有畜10种，禽52种，兽17种，蛇虫55种，鱼47种，水族19种；矿物12种；药物115种。《琼台志》中的物产，除了详列品种名称外，对每种物产还有详略不一的说明。如记载‘荔枝出琼山西南界宅、念都者多且佳，有红紫青黄数种。’‘龙眼俗呼圆眼，出琼山东界并文昌者佳。’‘椰子树如槟榔，状如樱榈，叶如凤尾，高十数丈，有黄、红、青三种。黄性凉、青热，出文昌者佳……’这些热带亚热带的植物果品的记载，在北方各省的方志中是找不到的。因此，我国南北和东西各地志书中所记载的某些植物，不仅为过去了解各地的生物资源提供了资料，而且在今天还可相互比较，有助于研究历史气候的变化。”该书对物种、气候等自然科学的记载今天得到许多研究人员的引用，比如《明代<琼台志>本草资料探析》[138]、《海南历史上薯芋的种植和加工》[139]、《明代双季稻的种植类型和分布范围》[140]等。

（三）编纂思想

正德《琼台志》的编纂思想集中体现在唐胄的《琼台志序》[141]（本部分所引该序文字出处均同）和凡例，其序文：“余惟志，史事也，例以史而事必尽乎郡，故以《外纪》备旧志，以史传备《外纪》，以诸类书备史传，以碑刻、小说备类书，以父老刍荛备文籍。如地切倭歧，而述海道、黎情之详，急讨防而具平乱、兵防之备。隐逸附以耆旧，不遗善而且以诱善；罪放别于流寓，不混恶且因以惩恶。田赋及于杂需额役，以书民隐；纪异及于灾异祯祥，以显天心。首表以括邦纲，殿杂以尽乡细。非徒例史以备事，而且欲微仿史以寓义。”透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唐胄的编纂方志的思想。

第一，史书材料应丰富可靠。唐胄明确提到正德《琼台志》的所用材料有王佐的《琼台外纪》、过去的地方志、其他的类书、碑刻、小说，这些材料不仅文献的可信度强，并且内容涵盖面广，确保了所写史书的质量。其中唐胄还提到重要的一点“以父老刍荛备文籍”，就是说还注重根据地方长者的言谈来佐证、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口述历史。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唐胄对编写地方志的材料的正确认识。

第二，史书引用材料要规范。在凡例里唐胄特别注明关于王佐《琼台外纪》的引用问题，其文：“外纪一书王桐乡先生平生精力所在，故凡有录入者，逐一明著，不敢窃为己有以掩其善，惟所记原出旧志者不著。”[142]实际上唐胄谈到了地方志编著的材料引用的规范性问题，即凡是引用转述别人的材料一定要详细地注明。这样既尊重了他人的劳动成果，也使后人研究历史有据可查。唐胄的这种编纂思想，不仅保证了正德《琼台志》的水准，也使我们可以看到王佐的《琼台外纪》部分内容，由于该书已经散佚，因此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第三，史书内容应全面、具体。“事必尽乎郡”“《旧志》、《外纪》皆十二卷，今多增至四十四卷……意欲无遗郡之事尔。”[143]这是唐胄对编写内容的总要求，首先应写历史建置沿革，这样才能让后人详细地知道本地区的历史。还应包括地理环境、经济、军事、祥瑞、灾祸、乡贤、少数民族等几乎所有关于本地区的事情。

第四，编写史书的目的是让后人了解历史和惩恶扬善、宣扬道义。在序文开篇唐胄就提到了编写地方志的目的“郡志自国初至是亦编矣，而必须为此焉，欲备也。”，在序文后段也提到“后之同志者，感今日欲备之意。”其意思即说编写地方志的目的是为了让后人了解历史。古往今来，编写历史的目的基本如此。但唐胄在文中还提到“隐逸附以耆旧，不遗善而且以诱善；罪放别于流寓，不混恶且因以惩恶……非徒例史以备事，而且欲微仿史以寓义。”即唐胄认为还应认真详细记录地方的乡贤，区别流寓和罪放的人，这样来做到惩恶扬善，并且编写地方志不仅仅是为了让后人了解前人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要做到以史寓义。实际上这也反映出唐胄对史书功能的高度认识，即通过对史书内容的选择、善恶的褒贬能起到教化民众宣扬道义的作用。

（四）编写特点

正德《琼台志》的编写特点，最突出即私人著史。我国史书编写历来有官修私修之分，正德《琼台志》属于后者。整部书的立意、写作全部由唐胄完成，这点从196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天一阁正德残本版可以看到全文系一个人的笔记，从文中的称呼以及唐胄的生平记载，有理由认为就是唐胄的笔记。虽然在书前序里唐胄提到两位学生的帮助，但这样的人起的主要是资料的搜集整理作用。正因为是极具个人风格的私修史书，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

1. 材料丰富具体

该书中，唐胄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海南，计有郡州邑疆域图、郡州邑沿革表、沿革考、郡名、分野、疆域、形胜、气候、山川、水利、风俗、土产、户口、田赋、乡都、桥梁、公署、仓场、盐场、驿递、铺舍、学校、社学、书院、兵防、平乱、海道、黎情、楼阁、坛庙、寺观、古迹、冢墓、职役、秩官、破荒启土、名宦、流寓、罪放、人物、纪异、杂事、文类、诗类。每卷均提供了大量材料，比如卷一共有16幅海南全岛及各州县地图，卷二用表格的形式详细记载了秦朝以来海南建置沿革，卷三沿革考，在历朝内容下标注了许多旧有文献资料，如：“汉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明年改元，始以其地置珠崖、儋耳二郡。”后面就附有《茂陵书》、《汉书•贾捐之传》、《异物志》。隋朝：“又析西南地置临振郡”后附《外纪》、《一统志》、《谯国传》、唐《地理志》、《杨纶传》。这些材料不仅使志书翔实可信，更保留了旧有文献资料。再如卷八卷九关于海南土产的记载更是典型，例如卷八里对谷物的记载，共有10种，每个品种之下又分若干小类，以稻为例，原文“稻，粳糯两种。粳为饭米，品著者有九：曰百箭，曰香粳，曰乌芒，曰珍珠，曰鼠牙，曰东海，曰早禾，曰山禾（择久荒山种之。有数种，香者味佳……），曰占稻（即宋真宗遣使取种占城，分布江淮诸处者）糯，为酒米，品著者有九……”可见，不仅详细描述了稻的种类，还分别描述其名称、来源等。

2. 科学的学术态度

正德《琼台志》科学学术态度主要体现如下。其一，材料引用规范。该书多处引用王佐《琼台外纪》内容，但只要是出自《琼台外纪》的唐胄均注明了出处，且在卷前凡例中还单独强调了这个问题，其言：“《外纪》一书，王桐乡先生平生精力所在，故凡有录入者，逐一明著，不敢窃为己有以掩其善。”[144]书中对其他文献资料的引用也均明著出处，如卷四《气候》载：“气候，州县同。地居炎热，多热少寒……”，该段后面即注明了文字出自《御制文集》、《方舆志》、《海南旧志》、《宋史》。其二，内容的科学选择。在凡例中唐胄提到：“土产独有者详，概有者略。旧志有而今不产，或已偶未见者必注。及今有而旧志不书者必补。”[145]这样的科学选择既突出重点又科学严谨。其三，不盲从前人观点。文中所引材料作者并不是完全沿袭，而是根据文献资料做出自己的科学判断。如卷三沿革考：“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改为琼州路安抚司。领军、县如故，按史本志，吉阳军下无吉阳县，必是年省也。《方舆志》本《文献通考》，以宋政和七年改吉阳军，并吉阳为宁远一县，军城治吉阳县旧基，与史不合，难据。”[146]

3. 图文并茂，重视图片和表格的使用

正德《琼台志》非常重视图片的使用，在疆域部分，用16幅图片详细地描绘了海南全境、各个市县的地理位置；在兵防部分对各种兵器的介绍也配以相关的图片,如卷十八附有“飞枪、矮将军、竹节长颈破落户、碗口、赛将军、大将军、铁猫、竹节神跑”。[147]这给我们后人了解当时海南岛的行政区划和地理位置环境明朝军队情况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书的建置沿革部分唐胄用表格的形式将各个州县从汉代到明朝中期的建置沿革一一注明，这样使读者非常方便查找而且科学合理；在户口部分，唐胄用表格将历朝海南户口数据一一注明，尤其对明代的户口数据非常的细化，这使我们阅读和使用非常便捷。

4. 个人情感价值观的渗透

既是私修史书，字里行间自然透着作者的价值取向，正德《琼台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内容选择上注重扬善抑恶。在《琼台志序》中唐胄明确提出行文突出扬善抑恶，原文：“隐逸附以耆旧，不遗善而且以诱善；罪放别于流寓，不混恶且因以惩恶。”[148]其二，全文透着对海南的热爱。从放弃官职著书的决心到长达20年左右潜心著作的实践，其中强大的精神动力就是来自对家乡的热爱。文中对海南本岛的全方位的展现，特别是土产、文教事业、人物的详尽描述和对后人的鼓励，均可以看出作者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之情。其三，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宣扬。全文无论是立意还是内容编选以及作者评论都想向读者宣扬忠君爱国、孝节仁爱等儒家传统思想。如卷三十二《破荒启土》，对路博德、马援、冼夫人等的记载；卷三十三《名宦》对赵与珞、赵谦等的记载；卷四十《列女》对旌节、死节等女性的记载和赞赏。

5. 效仿《史记》对相关历史发表自己见解

在正德《琼台志》自序文中，唐胄就明确指出其：“欲微仿史以寓义”。在文中相关部分唐胄在卷末常常仿照“太史公曰”的模式发表自己的见解。如卷三“沿革考”唐胄在卷末详细地介绍了王佐对珠崖内属时间的观点，同时也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认为“珠崖之弃凡五百八十年而后复，斯言施于郡县固不可，若施于峒黎则无不可矣。”[149]意即否定了王佐关于海南580年后内属的观点，但同时也指出对海南黎族的征服一直没有大的成功。另在卷六“山川”、卷十“户口”等处均如此。

（四）版本

正德《琼台志》现今流传的版本有两个，一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6月根据浙江天一阁藏书的繁体影印版，共分12册，12开。全书共40卷，其中缺第二十二卷黎情上、二十三卷黎情下、四十三卷文类、四十四卷诗类。196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明确提到该书是根据浙江宁波天一阁所藏正德残本，天一阁创始人范钦曾在嘉靖年间任广西左参政，[150]其多半在此时收藏该书。由此基本可以确定天一阁所藏为唐胄当时刻印的原版，极其珍贵。

另有海南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委员会汇纂由海南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正德《琼台志》，其底本也是196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共分上下两册，简体排版，内容除了纠正明显错字外没有变化。其中在2006年版正德《琼台志》前言提到：《琼台志》已散佚的《黎情》上下二卷，可以从嘉靖本《广东通志》卷68窥其大概。

（五）历史地位

正德《琼台志》可以说是海南地方志的瑰宝，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一，奠定了海南方志编纂的基础。该书是今天留存下来最早的地方志，书中内容几乎包括了海南的方方面面，成为后世学者编写地方志的必备参考书。其二，该书的编写体例成为后来的典范。我们可以从后来的许多海南地方志中看到，在体例上沿袭了正德《琼台志》。比如在前面配以各县的城市地图。其三，其创作精神成为后世学习的榜样。唐胄舍弃仕途潜心家乡文化建设的这种精神，成为后来编纂海南地方志人们学习的榜样，比如民国的王国宪。

第七章  与唐胄有关的海南历史文物

一、唐胄墓

唐胄墓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谭连村东南约1公里的陶公山南侧处。1994年11月2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整个墓区占地约2100平方米，墓区朝向坐北朝南，共三座墓葬，即唐胄墓、唐胄夫人钟氏墓、唐胄夫人陈氏墓。“文革”期间遭到破坏，现有近年重修的墓冢、墓碑、石五供、谕祭碑，残存明代的石翁仲头部一件、石马一对、石羊一对、石狮子一对。

唐胄墓建于嘉靖十九年仪制较简，按《神道碑》：隆庆元年皇帝派遣广东按察司左参议夏道南祭祀唐胄，并按三品官员的礼遇重建唐胄墓。因此唐胄墓和丘浚墓、海瑞墓、张岳崧墓等是海南岛上为数不多的谕祭葬，“纵观这些谕祭葬，都有高耸的石牌坊、漫长的神道、齐备而又庄重的石象生、内容详尽的谕祭碑以及穹隆形的墓冢等。这对研究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发展和变迁、海南古代谕祭葬的特点及其意义有重要参考价值。”[151]

陶公山墓葬群是海南著名的墓葬群，享有海南第一风水宝地之誉，“道书谓天下七十二福地，此为第二十四山。”[152]该墓葬群的海南历史名人还有明永乐丙戌科进士王克义、万历丙戌科进士许子伟等名流。[153]据唐胄正德《琼台志》介绍该处还有“冯公”墓，唐胄考证指出该墓不是人们传言冼夫人之夫冯宝墓，应为其后世子孙，[154]遗憾的是这些墓今天大多已难觅踪迹。

二、攀丹村唐氏故居

攀丹村（今海口市琼山区攀丹村），为唐胄家族世居之所。该处有许多唐家的历史文物。现有迁琼始祖唐震亲手种植的古榕、唐胄亲笔书写的“竹根泉”水井、嘉庆年间重修青云联桂二坊的“岘碑”，以及2005年唐氏后人在唐胄故居原址上修建的“唐氏宗祠”、“西洲书院”。[155]

历史上攀丹村还有众多唐氏家族的历史名胜，据不完全统计有唐文严建的广荫亭、唐寅建的留耕亭、唐正所筑榕冈、唐胄所凿像池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青云桥和进士、举人坊。按正德《琼台志》记载青云桥为正德年间官府所建，为琼山东部的交通要道，也是海南历史上第一条桥路。[156]据正德《琼台志》、道光《琼州府志》、万历《琼州府志》、《海南文物记事》、《海南古村古镇解读》等书籍统计，历史上攀丹村共有进士、举人坊不下20座，其中为唐胄立有“省魁坊”、“会魁坊”、“督宪坊”、“进士第坊”，形成蔚为大观的牌坊街。

攀丹村是海南著名的四大文化古村之一，当前正值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历史机遇。攀丹唐家是海南历史上最有名的书香世家，仅明代就出了6位进士，其中还有2对父子进士，[157]这在海南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对攀丹村唐氏家族文物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牌坊作为中国特有的门洞式建筑，具有与众不同的外观形态、独具一格的审美价值，多种多样的审美功能，还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内涵，是中华文化的一大象征。”[158]对历史上众多进士、举人坊的古代攀丹村牌坊街重建，打造海南文化旅游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结 语

提起海南历史名人，大家都会想到丘浚、海瑞。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有着鲜明个性的人物，在不同时代对历史做着自己的贡献。同时代的唐胄就是其中的代表。唐胄最大的历史成就当属完成正德《琼台志》，该书以鲜明的风格科学的编纂成为海南地方志的范例；其较突出的历史贡献是对海南、广西、云南等地文化教育的建设、发展，一生编纂文集、方志14部，大力推动少数民族教育宣扬儒家文化；孝敬、耿直、好学是其最基本的性格特点，为照顾母亲舍弃仕途经济，坚持真理不畏权贵，博览群书潜心学问；其诗文流传不多却多反映忠君爱国、思慕先贤、民本情怀，文风质朴不务绮丽。

纵观唐胄的一生，执着地方文化建设、为官清正廉洁、时刻践行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虽没有丘浚、海瑞二人名声显赫，却以其独特的历史贡献和精神风貌成为海南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惜笔者学力有限，加之唐胄有关的资料相对较少，对其研究仍有一些遗憾，比如对唐胄思想的挖掘，以及正德《琼台志》的深入研究等。